言，几个债主认为，通过让公债司的一名外国指导参加支付过程，它们就可
以影响袁世凯如何分配借入款。在列强争着让其国民担任顾问和审计时，最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 91 页。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 99 页。
后的贷款协定实际上被拖延了下来。事实上，外国的审计和会计只知道袁世
凯认为合适的东西。
追求某些要求所表现的这种态度（这些要求常常是以中国含糊的声明为
依据，而声明又常常是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的），与给予某些幸运的特许权
所有人的实际利益相比，从根本上说对中国的主权更加有害。一个很能说明
问题的例子是，美国坚持要参加 １９０９ 年计划中的湖广铁路的贷款。张之洞在
１９０９ 年 ６ 月刚与德、英、法三国的银行集团谈妥了一份贷款协定，这时（在
摩根公司、库恩和洛布公司、纽约第一国家银行和花旗银行的鼓动下）塔夫
脱总统发给摄政的醇亲王一封私人电报，要求也让美国银行团投放一份贷
款。美国的要求是基于 １９０３ 和 １９０４ 年中国政府对美国公使康格所作的所谓
的诺言，即如果中国无力向汉口至四川的铁路（此时是拟议中的湖广铁路网
的一部分）投资时，美国和英国的资本将优先取得外国投放任何贷款的权利。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受到了无情的压力，措施强硬的抗议也送到了巴黎和伦
敦。但是被美国国务院描述为“庄严义务”的对康格的保证并不存在。事实
上在 １９０３ 和 １９０４ 年，中国外交部都已经直率地拒绝了康格代表美国商号提
出的要求。例如，它在 １９０３ 年的答复中最后声明：“总之，当不同国籍的公
司向中国申请铁路特许权时，此事必须始终由中国决定。不可能把未批准的
申请视作授予任何权利的表示，或者视作此后申请必须先批给此申请人的证
明。”甚至 １９０３ 年交换的文本在华盛顿也找不到。美国国务院在 １９０９ 年 ７
月要求北京立即把文本送到伦敦以支持在伦敦进行的谈判。但由于其内容，
收到文本后，也没有给英国人看。①
最后，由于压力而不是由于所谓的“保证”，中国同意了塔夫脱电报的
内容。欧洲的银行团最后让美国人参加贷款财团，因为它们担心，如果它们
拒绝类似的美国要求，它们也可能难以实现对自己的十分含糊的贷款保证。
向湖广铁路系统的贷款不曾实现，但是在追逐无论是多么不牢靠的经济利益
时，中国都被视为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商业伙伴。
导致外交上专横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语言障碍。驻北京的外国代表很少有
懂汉语的，条约港口主要的外国商人也是如此，也有一些值得尊敬的人是例
外。在领事馆一级，语言状况较好一些。在 １９１３ 年，英国除北京外，还在
２８ 个港口保持领事馆。其中 ８ 个是总领事馆（广州、成都、汉口、喀什噶尔、
沈阳、上海、天津和云南府②），配备有较多的工作人员。这一年驻北京的公
使馆配备了 ７ 名见习翻译。在进入 ２０ 世纪很久以前，与美国领事馆形成对比
的是，在英国领事馆任职的是一批高度职业化的外交人员，他们是通过对那
些注定要在中国进行其终生事业的人进行竞争性的考试而录用的。在任命为
见习翻译后，未来的领事要在北京进行两年紧张的汉语学习，结业后，一次
语言考试的成绩，对决定他在工作时期内未来的安排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１９１３ 年，美国设 ５ 个总领事馆（广州、汉口、沈阳、上海和天津）和 ９
个领事馆。１９０２ 年它才任命第一个见习翻译；他就是安立德，后来的商务参
赞和《中国：工商手册》（１９２６ 年）的作者。１９１３ 年驻京公使馆配备 ９ 名见
习翻译；在领事中，有些人显然是“中国通”，如驻长沙的詹森和驻上海的
① 小约翰？A。穆尔：《对华的国际财团和美国的对华政策，1909—1917 年》（克雷蒙特研究院博士论文，
1972 年），第 18—31 页。
② 云南府即昆明——译者。
高思，这两人后来都担任过驻华大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典型的短期政治
任命和付酬雇代理领事的制度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变化。
１９１７ 年以前俄国领事馆业务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与英国的相当，这是
利用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知识的缘故，而从根本上说，则得益于
俄国的传教士，从 １８ 世纪以来，他们享有北京的语言训练设施。１９１３ 年，
俄国保持了 ８ 个总领事馆（广州、哈尔滨、喀什噶尔、沈阳、牛庄、上海、
天津和北京）和 １１ 个领事馆（其中 ９ 个设在满洲或蒙古）。那一年有四名见
习翻译隶属于公使馆。①
日本在 １９１３ 保持 ８ 个总领事馆（广州、青岛、汉口、哈尔滨、沈阳、上
海、天津和香港）和 ２２ 个领事馆（其中 １０ 个设在满洲）。在日本领事职务
当中，被派往中国任职往往被认为不如在欧美使团任职那样惬意。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日本的领事馆官员据说把在华任职当作踏脚石，他们的语言能
力常常受到议会的批评。但是总的说来，日本的领事馆队伍是高度职业化的
（通过高级文官考试主要从有名望的东京和京都大学的毕业生中录用），并
且了解他们的任职所在地中国的情况。
关于其他国家，德国在 １９１３ 年设一个总领事馆和 １６ 个领事馆；法国设
３ 个总领事馆和 １０ 个领事馆；奥匈帝国共设 ３ 个；比利时 ６ 个；意大利 ７ 个；
墨西哥 ４ 个；荷兰 ９ 个；葡萄牙 ７ 个；西班牙 ７ 个，但通常由第三国国民照
管。缔约列强几乎没有例外地在广州、上海、汉口和天津有领事，而它们的
其余的领事机构则分布于某些地方，以反映它们各自声称的“势力范围”；
例如，如上所述，日本和俄国分布于满洲，英国主要分布在沿长江的城市，
而法国则分布在中国西南。
① 许多俄国领事的汉学才能，可以举以下数例加以说明：驻天津总领事体德满，1894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东
方学院，1896 至 1899 年为见习翻译，然后任领事职务；驻汉口领事贝勒城科也毕业于圣彼得堡东方学院，
1899 年来华。贝勒城科在 1912 年与其他人合作把《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译成英文。此书由俄国公使
馆的助理汉务参赞 H。S。勃伦奈特和上海总领事馆的参赞 V。V。哈格尔斯特罗姆于 1910 年在北京出版。英文版
经总领事、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汉务参赞科列索夫修订和补充后，是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的必备手
册。
传教士
１９００ 年，基督教在华北广泛地受到攻击，然后攻击者被一次多国的外国
入侵所镇压，在这一转折期以后，传教运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
新时代。通过 １８６０ 年中法天津条约中的一个花招取得的“在所有的省租地和
购地”的权利，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加以利用，以便在限制其他外国人的远离
条约港口的地方建立布道站。①
传教事业的建立
在民国初期，传教士是短期在华居住、因共同目标而认同的欧洲外国人
中最大的单一集团。他们受到各项条约总的和具体的治外法权条款的保护，
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到 １９１９ 年，中国本土和满洲的 １７０４ 个县，
除 １０６ 个外，都报道了新教徒的某种传教活动。传教士一般都懂汉语，必然
与听福音的中国人有着比较密切的日常接触。他们最大的目标，强调通过皈
依基督教和坚定地组织中国的基督教教会来平等地拯救个人。到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许多传教士（至少是新教徒）开始看到，外国传教士多方面的活动
未能创立强大的土生土长的教会，而外国人的存在可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
要障碍。各教派共有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干事罗炳生，在该会一份对新教在
华活动的权威性调查中写道：
可以预期，下段时期是过渡时期，此时工作的负担及对工作的控制，将日益从外国
人转移到中国人。基督教界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正导致最能干和最献身的中国基督教
徒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深切的不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当愿望，即基督教应摆脱被人
视为“外国宗教”的沉重负担，西方教派分立的状况不应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他们认为
宗教界外国势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是在中国更迅速地传布基督教的主要障碍之一。①
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镇压在华基督教会之前，罗炳生所定的任务只取得了很有
限的成就。传教士和受圣餐者的人数增加了，更多的华人被吸收为教会的领
导，教育和医药服务的质量有了提高。但是在 １９２２ 年后的 ２５ 年，大多数基
督教传教士的外国在华机构的成分，与 ２０ 世纪的头 ２０ 年的情况相比，在性
质上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２０ 世纪头 ２５ 年盛行的“中华归主”，可以说，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在
此之前是义和团起义，在此之后把基督教敌视为外国帝国主义产物的恶意的
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在义和团起义以后不久的几年，在华的新教基督教盛行，
因为在取得了半个多世纪平庸的结果以后，它与需要它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力
量形成了一种临时的联系。在清代的最后十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
不应求时，发展中的教会学校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民
国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
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