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呢？也许有人觉得，一个永久的朝廷阻塞了顶端，他们的野心就会受到
妨碍。不过有这种考虑的人只能是极少数，如果还有这种人的话。人们不安
的更普遍的根源，在于儒家道德关于不事二主的禁令。就前清官吏而言，这
种禁令用于当皇帝的袁比用于当总统的袁更为恰当。在另一个极端，有这样
一些人，他们感到帝制已经过时了，其反动的含意使他们感到难堪。梁启超
争辩说，帝制是不必要的——它丝毫也不增加总统现有的权力——帝制无论
如何是已经死亡了的制度，无法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
在上述反对袁称帝的各种各样感情和论点的后面，人们察觉到一种潜在
的对袁领导的幻灭感。对于那些曾经支持过独裁统治政策的人来说，要承认
这些政策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是困难的。但那些脱离袁的阵营以抗拒其帝
制的人却发现，他们现在支持的政治体制正是独裁统治曾经谴责过的政治体
制。
例如梁启超，他后来证实，他在帝制运动之前就对袁的统治感到失望。①
虽然他曾经积极领导了独裁统治为使省当局隶属中央而发起的运动，而在
１９１６ 年他却变成了明确号召实行联邦制的运动的领袖。梁在 １９１６ 年 ３ 月指
出，“省制有历史上之根据”，他也可以充分利用它。②冯国璋和蔡锷（他是
独裁统治的合作者，后来变成武装讨袁的领袖）作了类似的政治上 １８０ 度大
转变。
袁的中央集权政策未能奏效。他实际上屈服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
就是最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袁的帝制计划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了许多
人共同有份的政治上失败的替罪羊。因此，当袁在 １９１６ 年 ３ 月取消帝制计划
重任总统时，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压制反抗的火焰。
进一步思索，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从总体上说，国内社会名流的情
绪已经转变为反对独裁统治了。这种情绪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袁对 １９１２
年、１９１３ 年有限选民所支持的政党实行了严厉镇压的政策，并解散了为广大
社会名流在政治进程中提供直接发言权的各级议会。这种情绪普遍存在影响
了行政人员，这就是帝制运动初期，官员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它也可以解
释，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由独裁统治的背叛者领导的反袁运动，会返回到民
国自由主义时期，把为立宪政体、代议制政治和联邦制的纲领而奋斗看作是
恰当的。③
反对袁复辟帝制并继而使他退位的武装斗争在几个地区进行，从未联合
为一体。孙逸仙的同事，著名的陈其美、居正和蒋介石，在其国外基地组织
了沿海各地的进攻。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袁在上海的军事代表遭暗杀。１２ 月初，停
泊在该市的一艘军舰被起义者暂时占领，他们试图争取整个海军参加起义没
有成功。在新的、有高度纪律的中华革命党领导下，孙逸仙的最大计划就是
① 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见《饮水室文集》，台北，1960 年，12。34，第页。
② 梁启超：《从军日记》，见《盾鼻集》，第 124—125 页。
③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 326 页。
在山东创建一支小型军队，并争取同当地的同盟者一起在 １９１６ 年春为革命占
领该省省会。明显依靠日本人的钱和日本人的保护，降低了这支部队有能力
在山东的日本铁路线上占领据点的意义。
讨袁运动的中心事件是协调一致的、以云南为基地的武装起义，云南那
个地方没有北洋军队驻扎。孙逸仙的新党没有在云南起义中起直接作用，云
南起义的凝聚力来自创建滇军的共同经历。这支军队作为国家现代化武装力
量的一部分，最初建立于清朝末年。其效果在云南特别良好，中国许多训练
有素的年轻军官参加了滇军。其中之一是湖南人蔡锷，他在 １９１３ 年年底接受
中央政府的职位前，是革命后省政府的首脑。蔡曾经直言不讳地拥护中央集
权的国家政体，并与 １９１４ 年解散各级议会有很大的牵连。但是他后来对袁的
幻想破灭。帝制运动发起后，他暗中与梁启超等人策划，反对袁的阴谋。他
们秘密离开北方，去接受新的任务。
梁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中旬到达上海，他利用其个人威信和文学天才为讨袁事
业募集了更多的追随者。大约同时，蔡和其他滇军过去的军官返回云南，他
们同当地的军官一起领导了讨袁战役。返回云南的军官有江西省的李烈钧，
他是滇军的老战士，是 １９１３ 年夏孙逸仙反袁的同志。云南的军事首脑唐继
尧，同这个政治观点上根本不同的集团有共同的学历和晚清时在滇军的共同
经历。他参加了起义。
这些事情，梁启超的著作和若干年后纪念蔡锷的、近似崇拜的文字介绍，
已为世人所熟知。当时这两个人的重要性是不可争辩的，但是把 １９１５ 年秋梁
氏的天津寓所描绘为云南运动的唯一发源地却是失真的。云南的军官自 ９ 月
以来就在当地秘密讨论抵制帝制的问题。蔡锷 １２ 月返回云南所起的激励作
用，是由该省一部分军事领导人的革命倾向性决定的。他的威仪有助于说服
动摇分子，加速作出向袁的部队发起攻击的决定。①即使蔡不返回，某种形式
的运动也会在云南爆发。
运动以该省省会里的一座寺庙命名，军队也因而称为护国军。他们于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给袁发出最后通牒，袁未予理睬。次日正式发起讨袁运动。
制订计划的人指望得到贵州、广西两邻省的及早支持。还组织了进入四川、
湖南、广东的几路征讨。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入四川的一路，由蔡锷亲自指挥。
他手下的军官中，有后来同毛泽东一起组建红军的朱德。这支被称为护国运
动第一路军的队伍最初大约有 ３０００ 人，面对着川军各师和已经出现在四川的
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后来被称为军阀的冯玉祥就是其司令官之一）。当袁看
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时，他命令从华中调遣大批增援部队沿长江而
上。形势对蔡锷的征讨十分不利，即使它得到自己部队的增援也是如此。
然而征讨却继续坚持下去，向全国显示了袁的脆弱性。蔡的军队具有晚
清滇军锻炼出来的集体精神。指挥十分协调、熟练。根据日本的军事情报，
蔡的战术特点是：夜间发起攻击，善于利用地形，对川军进行有效的政治工
作。川军有一个整师叛变到蔡锷这边来，北洋军遭受了没有预料到的重大伤
① 苏顿：《省黩武主义》，第 184—191 页精选了有关 1915 年 12 月发动云南起义的证据。关于对梁启超的
叙述提出的较早异议，见金冲及：《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收入周康燮等编：《近廿年中
国史学论文汇编初编：辛亥革命研究论集第一集（1895—1929 年）》，第 261—286 页。寺广映雄：《云
南护国军起义的主体及运动的性质》，《东洋史研究》，17。3（1958 年 12 月），第 27 页。
亡。②此外，在省内各地动员“盗匪”部队，受到护国军内的四川代表的鼓励，
也受到向北京争取四川自治的、政治上互无联系的其他四川领袖的鼓励。“盗
匪”护国军发展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反对北洋占领的游击运动。它的发展很
有助于说明蔡锷的成功。
再者，甚至袁世凯自己在四川的某些代表——占领军军官——也不能断
定他们抵抗云南的运动能取得多大成功。不久蔡锷同袁在四川的将领陈宦，
同有才华的北洋将领冯玉祥，都取得了联系。１９１６ 年 ３ 月双方达成和解。尽
管出现过紧张的时刻，但护国军还是战胜了袁在四川的势力。
３ 月以后，在国内外的联合压力下，袁的势力迅速瓦解。从外部条件说，
日本政府在起初两个月对帝制运动采取明显的容忍态度之后，对袁的称帝意
图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敌视。正在形成的公开反对的政策，其依据与其说是认
识到帝制可能被用来阻挠日本的野心，还不如说是看出了帝制在中国上层社
会中十分不得人心。１９１５ 年 １０ 月，日本说服了英国和其他外国列强，就称
帝的危险性向袁提出警告。１２ 月爆发的云南起义，证明这些警告和随后的警
告是有道理的，这更加强了日本的反对态度。接着，１９１６ 年 ３ 月初，日本内
阁正式通过了一项谋求彻底撤换袁的政策。此项决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日本
资金流向袁的反对者。①
广西军事首脑陆荣廷，人们曾经指望他在更早些时候依附革命，终于在
１９１６ 年 ３ 月中旬采取了行动。前一年夏天表示不同意复辟帝制的冯国璋，在
南京同其他省的军事首脑一起要求袁放弃称帝。３ 月 ２２ 日袁宣告他重新回到
总统地位。但在 ４ 月更多的省政府宣布同北京决裂，５ 月其他省政府也跟着
这样做。６ 月初，当对袁来说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去职的方式问题的时候，
他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终年 ５６ 岁。
当时，国家已经陷入极为惊人的混乱状态之中。当袁的势力显然正在衰
亡之际，反对派既无共同的组织，对袁去世后的制度又无共同的观点。可以
看出有几股势力存在。未被北洋军占领的南方四省——云南、贵州、广西、
广东——暂时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由于军事战役的结果，这个集团
还扩展到四川、湖南。在把滇军的凝聚力转化为共同政治路线方面，取得了
有限的成功，至少在坚持要彻底推翻袁以及恢复 １９１２ 年约法这点上是成功
的。１９１２ 年约法，被袁在 １９１４ 年用一个批准其独裁统治的文件所取代（见
本书有关章节）。第二股势力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冯国璋为中心，他在 １９１６
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