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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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 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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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同上书,2,第 24—28 页。
③ 同上书,1,第 68—72 页。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紫禁城内的微明》,第 146—156 页载有张勋 1921
年写的一篇简短自传的译文。



带来和平和秩序,并尽力以他的品德示范。①
张宗昌(1881—1932 年)也出身微贱,但成为军队指挥官以前,野心曾
导致他犯过轻罪和抢劫。他的种种政策和改良主义者是对立的,他在 20 年代
中期成为山东督军时,把该省他能到手的所有财富都搜刮走了。他的军队以
擅长“开瓜”,也就是劈开那些莽撞地向这位“狗肉将军”挑战的人的头颅
而闻名。②
西式教育对陈炯明(1878—1933 年)有较大影响。尽管在 1898 年前后
的科举考试中得中最低等级的秀才,他却越来越转向西学,编辑一种维新报
纸,并且在广东省的咨议局中很活跃。辛亥革命期间,陈组织一支军队,并
且攻占惠州,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后来,当他统治广东时,他试图着手民
主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但和他赞同孙逸仙的事业相比,他更专注于广东的
独立和他自己统治广东;1922 年,他和革命家们分裂,最后被孙的伙伴们赶
出了广东。①实用主义似乎曾是李宗仁(1891—1969 年)的突出特点,他是
广西的领袖之一。他出身于一个一度富有的家庭,进入广西陆军学堂,于 1916
年参加广西的军队。在 20 年代初期,广西因一打以上各自控制几县的独立军
队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而处于混乱之中。李和两个可靠的伙伴带领一支小部
队参加了这场竞争;到 1926 年年底他们控制了全省。他们于 1926 年加入国
民党,以一种开明而有实效的方式治理广西,在全国赢得了声誉。②
“学者军阀”吴佩孚(1874—1939 年),是一个变成了军阀的儒家学者。
他受传统教育,1896 年成为秀才,一直到死始终是说得头头是道的儒家制度
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于 1903 年毕业于袁世凯的保定军官学校,两年以后
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第三镇从 1906 年起由曹锟统率,曹锟是袁世凯最初网
罗来训练北洋军的那批军官之一。在袁任总统期间,曹——而吴是曹的忠诚
的追随者——利用第三师(第三镇)以推行袁的政治目标。1916 年曹成为一
个大省直隶(河北)的督军,这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位。吴分享了这种权势,
不仅因为他是曹的忠诚副手,而且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才能而又有主见的
军事指挥官。虽然他从没有否定曹的领导,但吴是实际的军事领袖则是得到
广泛承认的。③
在几百个军阀当中,只有少数被研究过。在我们能够有把握地对他们的
价值观、策略或品格进行概括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他们全都掌握私
人的军队,并且控制或试图控制势力范围。
军阀部队
“私人的军队”是不确切的,因为军阀部队有一个有组织的自治团体,


① 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
② 对张宗昌没有全面的研究。《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在其书目中列出了一些不可靠的资料。“狗肉将军”
这一称呼不是由他的食品,而是由他嗜赌牌九而来,牌九是种高赌注游戏,华北俚语叫“吃狗肉”。(比
较西方赌博游戏中的“rollthosebones(掷骰子)”、“snake…eyes(掷骰子游戏中掷出两幺点)”、“deadman’shand
(扑克牌戏的两对,A 和 8,或 J 和 8”。)参见李川:《军阀轶闻》,第 123 页。
① 谢文荪:《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 年)》,《关于中国的论文》,16(1962 年 12
月),第 198—252 页。
② 黛安娜?拉里:《地区和国家:1925—1937 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
忆录》。
③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 年》。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使它们有可能为其他的指挥官完整无损地继承;它们并不因“私人的忠诚”
而不可解脱地对单一的个人承担义务。实际上,当受到个人的政治利益驱使
时,一个指挥官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可能抛弃他。尽管如此,“私人军队”
这一用语由于两个紧密相关的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适的。第一,是指挥官本人
而不是他的上级的决断决定他的军队如何使用。忠于职守地将其部队带往上
司命令去的地方的大部队指挥官,通常不是一个军阀;个人决定他的部队去
和不去哪里的大部队指挥官则是一个军阀。界线不总是明显的,但区别还是
实际存在的。因此,由其指挥官独立使用,由他个人随意支配,甚至用于反
对他的上级的军队,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指挥官当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军官之间的感情、忠诚或义务的
私人关系与他们的组织关系部分地一致时,他更可能具有那种独立的权力。
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国军队中都存在,就军事组
织来说被认为是正常的。实际上,在中华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分裂最少的
组织。但是,面临和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在脆弱的政权机构和他们自
身行动的可疑合法性的情况下,军阀们都谋求依靠中国传统长期推崇的这类
私人关系以增强他们对他们的军队的权力。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身的
忠诚和互相帮助的关系。卷入军官培训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这类关
系。此外,有时通过互相同意,这人就可以成为另一人的“学生”或“老师”,
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联系中最强有力的是家族关
系,因此军阀们有时委派亲族成员到重要职位上去。婚姻关系稍弱一些,但
也被利用。军官们常常培养有才能的年轻人,从而建立起一种保护人-被保护
人的联系。从同一所学校毕业,尤其是同班级,在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
系,正如来自同一地区就形成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的基础。
军阀们利用这类私人关系以谋求他们的军官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们的
下属和这些下属自己的下级也常常有类似的关系。有些指挥官努力把第二层
次的忠诚减少到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诚直接集中到他们自己身上,但难于
予以消除。第二层次忠诚的格局在军队组织中等于一种弱点,因其让一个叛
逃的下属得以带走他的追随者和士兵。这就是诱使叛逃在军阀冲突中成了重
要策略的原因。
军阀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因贫穷而应募的农民组成。在整个军阀时期,配
备武器的人数从 1916 年大约 50 万增加到 1928 年 200 万或更多。①有些人仅
仅把当兵看成吃饭的办法,另些人则看做穷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获得成功的
一个机会。尽管正式的规章规定了新兵的体格以及其他条件,还有当兵期限、
薪饷等等,实际上的安排是很不正规的。大多数的军阀接纳他们所能得到的
身体上看来可以干活的任何一个人。实际上,当兵似乎是无限期的,取决于
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健康状况和态度。有些指挥官发现难于给他的部队正常
发饷。在最糟的军队里,不用说,有时会以掠夺的形式来发饷。战争是补充
兵员的一种方式,因为得胜的军阀们照例把战败的部队收编进他们自己的军
队,在那里他们一般似乎和在他们原来的部队中一样地发挥作用。到 20 年代
晚期,中国士兵在三、四支不同的军阀部队中效过力,这并不罕见。
这些部队使中国军队得了极坏的名声。中国人把它们看做瘟疫:邪恶,


① 事实上不可能精确地确定这一动乱时期的配备武器的人数。齐锡生在《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
年》第 78 页论述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了我这里所接受的估计。



破坏成性,冷酷无情。外国记者把它们描写成一群群无纪律的恶棍。老中国
作家写的书传播这种种看法。中国军队解决问题只靠显示武力,避免实际的
战斗。寻求一点薪饷和保护的农民新兵组成的军队,当力量悬殊显而易见时,
当然会发现迅速撤退是显示英勇气概的较好办法。一个军阀为了避免战争,
可能试图靠用“银弹”即现款劝说敌军官带人叛变。此外,军阀们通常并不
急于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因为那就导致了丧失部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
仍然无数次地打仗,其中许多次是极为残忍的遭遇战。一个告退了的军阀回
忆说,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他在战斗期间奉派指挥一支留在后面的部队,
受命射击从前线退却的任何士兵。①当时的战争因医疗设备极端缺乏,甚至变
得更加残酷。伤员常常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朋友,或者依靠志愿的中国的或传
教的医生;大多数军队没有做好护理伤员的准备。
控制地盘
对独立来说军队是主要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供可靠基
地,再加上税收、物资和士兵。没有地方职权的指挥官必然是别人管区的一
个客人。在这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情况下,他通常将不得不打仗以夺取地方权
利,要不然就接受从属地位或不利的结盟。控制地盘也给予即使是最独立专
横的军阀以一种合法性;为此目的而用了许多头衔:镇守使、巡阅使、护军
使,等等,每个头衔为一个特定地方的特定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根据。统治
省城的军官一般是督军,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只控制了这个省的一小部分,
实际权力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控制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些军
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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