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些军
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长
官”闻名，这个称号的取得，主要不是由于他施政的值得模仿的优点，而是
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山西处于战争之外这一事实。阎提倡一
些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限度地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的某些
措施。另一方面，他不能消灭省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他的政府的统治通常
与士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他偶尔和士绅集团发生冲突。①
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他设立新学校，为 ８０ 多个学生在国外学习提供资
金，沿着更民主的路线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了保证公民权的省法规和反对军
人干涉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他的各省实行改革，涉及废除缠足、禁止吸鸦
片到修路、植树以及逮捕贪官污吏。陈和冯两人都不能在省的施政中进行持
久的改进，但他们的政策仍然反映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一种对他们的好
机遇和职责的意识。相反，１９１８ 到 １９２０ 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１９２５ 到 １９２７
年的山东军阀张宗昌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著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意义。但
是，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开始，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
数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并行地任职，尽管在
有些情况下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经济事项、
教育、司法和财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
既然在这一时期军队地位突出，如果军队的军官在地方政权中起重要作
用，如果行政机关的低层和上层一样变得军事化了，那是不足为奇的。有迹
① 《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头历史项目。
① 唐纳德？吉林：《军阀：1911—1949 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
象表明，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时期，１９２３ 年，１４４ 个
地方行政长官中有 ８６ 人参加过军队工作。２４ 人曾是吴的直属下级；另 ３７ 人
曾是他的部下的工作人员；２５ 人曾在其他军队供职。这些人并不是都当过前
线军官；许多人担任过顾问、书记、军法官、军需官，等等。有些人甚至在
当行政长官时兼任军职。①
地方长官的更换率显然很高，尤其是在不稳定地区。例如在四川——该
省在整个军阀时期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地区行政长官的平均任期非常
短；有一个地区，只有两个行政长官设法任职满了一年，而 ２２ 人保持他们的
职位不足一月。②在被争夺地区，情况可能特别复杂；１９１９ 年一度有三个敌
对的行政长官在广东的同一个地区各自建立机构，同时宣称他们有权统治。
军阀时期破坏了以前的回避制度，依据这个制度行政长官不准在他的家
乡地区任职。本地居民在他们自己的地区里当行政长官的人数明显增多；在
有些情况下，县行政长官就是他们自己的县的居民。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大县
里，在 １９１２ 和 １９２６ 年之间，１８ 个县行政长官中的 １５ 人是本省人，而 ７ 人
就来自本县。 ③
税收
为了提高军阀和其主要部下的个人权势和供应部队的武器、给养和薪
饷，军阀政府对获得资金非常关心。由于各级政府因战争和人员变动很快，
常常陷于十分混乱，加之许多军阀把他们辖区的权势看成很可能是暂时的，
他们不能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他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急
切地想搜刮钱财。
基本税收的来源是土地税，有些军阀就大大提前征收。一个军阀也可能
举办重要商品的政府专利事业。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了面粉、火柴、盐
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专利事业尤其适合于像阎这样许多年来维持一个稳定政
府的军阀。但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类似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占据并经营
铁路，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和已上税货物的过境税。有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
币：至少有两例用手工操作的复印机。
销售鸦片赚得大宗款项；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
多。在有些地区，合法化了的赌博提供了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１９２８ 年的
赌博税每月收入 １２０００００ 元，而且是许多高级官吏为私用而瞒过大笔款项以
后的数字。卖淫等行业也受到支持并由军阀抽税。
军阀在规定税额之外，还以各种办法向商人榨取。１９２５ 年，山东商人被
迫从省政府机关购买一种新的印花，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都得贴用；商人们
可能由北京政府命令已经用类似的印花。商人们被要求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
照费或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被迫提前两三年以额定数量的 ７５％交纳他
们的税款。有这样的情况，地主被迫在指定的日期交出一笔指定的款子，通
常是一个月的地租收入。有时军阀们干脆宣布，城市商人必须在几天内交出
他们想要的金额；一个军阀将要被敌军赶出一个城市时，在他丢掉他的母鹅
前可能争取获得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当他于 １９２４ 年离开杭州时，从这个城
①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 62 页。
②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究》，8。2（1974
年 4 月），第 237 页。
③ 拉里：《地区和国家》，第 30 页。
市的商人得到了 ５０００００ 元。张敬尧当湖南军队于 １９２０ 年迫近长沙时，要求
这座城市的商人给他 ８０００００ 元。他警告说他的士兵将洗劫这座城市，他并且
扣留商会会长作为人质。商人们最后交出 １１００００ 元。张敬尧逃走时只好接受
了。
尽管拚命搞钱，省政府仍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至少是没有多少钱可用
于行政事务。有一些省里长期拖欠薪金的例子，正和 ２０ 年代初期北京发生的
情况一样。当然，造成这种明显矛盾情况的原因是，搜刮来的大部分钱不是
用于政府的正常用途。许多被军队头目自己用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积下了
巨额财产。此外，军事开支数额很大；每省都至少要维持一支军队。在整个
军阀时期，政府岁入实际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许多省都显著下降了。①
军阀派系
主要的军阀通常属于因利益一致而结合成一体的各派，即各系、各集团，
和结合成一体的政治派别（见第 ５ 章）几乎一样。但是各军阀集团之内的团
结从松散的结合到紧密的组织上的统一，各不相同。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为
了参加者各自设想的利益而缔结的联盟。但私人交往和恩义的纽带也起作
用，特别是在一些较强的派系中。主要的是各派系成员与派系领袖之间的关
系；各派系成员之间的私人的、横向的联系可能很弱或不存在。成员与领袖
之间的私人纽带就是那些已经讨论过的增加军阀军队内聚力的纽带：亲族关
系，师生和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同省或同乡、友谊、学堂或学校的联系。
齐锡生曾将这些从最强（父子）到最弱（同学）的私人联系加以分类，
并根据这种分类研究了皖、直、奉三个主要集团。①奉系在内部组织方面是最
单纯、最强的，因为每个成员实际上都以齐所断定的强的联系而与派系的领
袖相关联。相反，直系的结构非常复杂。它包括一大批军阀，涉及的关系多
种多样，但大多是齐列在弱的那一类。虽然齐认为正是关系的多样性增强了
这种种关系，有利于巩固结合，但直系似乎比奉系更接近于地位相差不多的
人的联盟。皖系比其他两系都弱，因为拥有大部分兵力的指挥官们是以最弱
的纽带而与其领袖联系。齐没有分析的桂系和已经提到的三系不同，因为大
部分时间它限于单一的一省；它基本上是广西的一个单一的政治－军事组织，
三个领袖非正式的承担不同的领导任务，并且令人惊奇地保持极高程度的团
结。对各系的简要研究，可以说明它们为什么终于表现出那样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为基础。袁在其
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军队的团结和忠诚。他的追随者对他们自己
的部下也这样办。只要袁还活着，北洋军中的这些关系网就从属于对袁的忠
诚的总格局。在他死后，北洋军官们不得不适应全新的局面。这种适应需要
几年时间，在此期间每个军官要做出决定，他将听从谁的领导，他的地理和
军事环境容许他做什么，他个人的倾向和愿望是什么，他的个人的利益怎样
① 军阀税收的资料选自范围很广的原始文件：关于个别军阀的专题论著、外交家和记者的报道、报纸和期
刊的记事。有些最有趣和最富揭露性的资料载于《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唐德刚和李宗仁：
《李宗仁回忆录》。关于军阀税收的简要而有见地的论述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
年》。陈志让讨论了这个问题，见《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 130—145 页。吴应銧：
《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 55—80 页详细研究了吴佩孚的岁入资料。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强
调军阀搜刮钱财的范围、多种多样和横征暴敛的性质。
① 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 36—76 页。
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以及他如何判断国家的政治形势。
我们已经提到（见第 ５ 章）段祺瑞是怎样逐步建立皖系（段是安徽人）
和一个政治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