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那些可以取代它的思想的抨击，后者要求适当的现代性可以说更胜一
筹。一种对儒家学说的更有吸引力的思想上的辩护，于是运用宗教进化的观
念来评价中国没有孔门弟子组织这一事实，以之作为进步的而不是退步的标
志。根据这样一种进化观点的早期民国的中国宗教史，见于夏曾佑的《中国
历史教科书》。①夏认为，随着春秋时期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中国已从一种原
始的对神灵力量的信仰，发展到宗教意识的更高水平。但是，他接着间接地
指责今文运动，由于政治原因，迷信成份在西汉被帝国信仰的创制者们恢复
了。夏认为，本来是伦理学的儒家思想中的神秘内容，是受道家影响的结果，
这给这样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当代的中国人可以追随章炳麟向道家寻求本
体论的学说，同时接受儒家的伦理学。不过，更标准的观点还是把道家的影
响当作“迷信”的和消极的而不予接受，并赞同梁启超 １９０２ 年反对康有为的
论点，即使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宗教是歪曲了孔子的真正精神。①基督教的“宗
教”观念应用于儒家传统，孕育了它的对立面，即理性主义的圣人模式。世
俗的价值，如凭理智行事的宽容、承认肉体、否定来世，由于这种理论而成
了儒家意识的特点，并保护其以顺应科学真理为基础的信念。
在 １９１３ 年，哲学家张东荪以温和地批评民国初期儒教会激增的方式，提
出了一种微妙的折衷主张。②张在理论上从对中国学说的分析转到了西方的宗
教哲学，他提出威廉？詹姆斯的宗教定义对此没有留下疑问，即既包含本体
论也包含伦理学的儒家思想应包括在这个概念之下。与此同时，也赞成宗教
信仰进步形式的科学的合理性，指出《易经》的教导：太极的超现象世界是
不可知的，道是一种宇宙进化的原则。作为一种推论，张赞扬儒家的伦理学
与现代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是和谐一致的。
因此，这些儒家的维新者，无论他们是为一种国教，还是为把孔子当作
理性主义者，或是为“理性的宗教”辩护，全都用这类论证方式，即依赖一
种进化论的框架但付出了本质上显得是功利主义的代价。即使他们的论证没
有要求信仰作为社会秩序保证的赤裸裸的工具主义，他们也普遍地把它看成
对正在发展的社会制度是起作用的，因而必须不用某种遥远的大同世界的词
语，而是用现在的词语去证明这种作用。但是，支持脱离了儒家神秘主义或
礼仪的儒家人文主义，是使信念的核心依赖于一种社会－政治的道德；这种社
会－政治的道德已深受变化的损害，而且它的伦理准则儒家改革者自己早期曾
予以抨击。另一方面，使儒家思想等同于当代科学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这使
①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见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分析，《申报》创刊 50 周年纪念刊
《最近五十年》。
①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丛报》，2（1902 年 2 月 22 日），第 59—72 页。
② 张东荪：《余之孔教观》，《庸言》，1。5（1913 年 6 月）第 1—12 页。
信仰更容易受到科学本身的更彻底的理性主义的挑战，科学本身的理性主义
从宇宙观上说，是以原子物理学而不是以《易经》为基础；从真理型式说，
源出于实验而不是源出于传统上确认的信念。这种宗教－世俗的两极分化最初
产生了“宗教的”和“理性的”圣人两种看法，而以废弃“理性的”圣人而
结束。
到了五四时期，关于儒家学说现代形式的讨论，已把新传统主义者导向
一种人类生活中的“宗教问题”的新意识，这在前十年的讨论中未曾充分研
究。按照这种观点，所有以前为使儒家学说发展、现代化的策略，都被视为
同等地受到功利主义的玷污。在五四期间对“宗教问题”的讨论中，进化的
臆说成了世俗主义者们的专利，他们认为，随着进步的历程和科学知识的逐
步完善，“宗教”将变成社会上过时的东西。西方科学给早期的改良者提供
了自然界与理想的社会准则协调作用的理论模式，现在它被改造成一种向他
们挑战的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随着这一变化，为信仰而辩护也改变了立场。
不仅从进化论退却，而且重新专注于源自西方的认识论问题，科学的理性主
义验证理论将受到真理的“直觉的”模式的反对。①
主要的直觉主义的形而上学家是年轻的北京大学的哲学家梁漱溟，他本
身是这个改革时代最先进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他在民国初年经历了一场信
仰危机，这最初把他导向佛教信仰，然后又逐渐把他导向儒家信仰。②当由在
法国留学的一个团体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在 １９１２ 年就“宗教问
题”开始一场公开辩论时，梁谈到他自己改变信仰的心情，在这之前他几次
极度沮丧，然后决意抵制所有对信仰的民族主义或其他功利主义的冲动，改
变了信仰。梁说，宗教从人的角度说无论如何总是有重大作用的，因为只有
宗教能处理存在于特定宇宙之外（即使不是其外延之外）的问题。①在集中注
意力于只有宗教能给予满意含义的人类永恒的现实，即死亡和痛苦时，梁极
大地倾向于佛教——“印度宗教”——作为真正“超越”的宗教模式。不过，
他自己在 １９２１ 年那场争论中发展了的、并于次年在一本著作中发表的儒家看
法，在其主要主张，即儒家思想肯定“生”本身的本体真实性中，也关心同
样的基本问题。
梁的著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使他成为可能是五四时期最有名气
的一个新传统主义思想家。②这部著作的成功可以归之于这一事实：它以非凡
的感人效果（虽然不是逻辑上的澄清）融和了新传统主义思想家的两种相互
冲突的冲动倾向——一方面继续这时流行的进化宇宙论，另一方面表达一种
新观念——把通过人类良知而理解的非历史的价值和由科学支配的自然与社
会政治进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分开的新观念。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首先勾画人类文明通过形而上历史诸阶段而逐
渐形成的轮廓，每个阶段，按照梁的用语（这得益于叔本华），都是大意欲
的产物。梁使大意欲等同于生之本身，也等同于“仁”。和谭嗣同一样，梁
在唯识论佛教和基于《易经》的新儒学的宇宙论中，找到了对于整个宇宙的
① 严既澄：《〈少年中国〉宗教问题号批评》，《民铎》，3。2（1922 年 2 月 1 日），第 1—12 页。另见周
策纵：《五四运动》，第 322—323 页。
② 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
① 引自严既澄：《〈少年中国〉宗教问题》所引。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看法的启示，这种看法把宇宙看作精神创造的、通过“阴”“阳”力量的调
节而采取变动不居现象形式的实在的永不停息之流。不过，通过亨利？柏格
森的活力论而传播的生物学使梁断言，宇宙确实是有机的，是一个充满生机
的结构。对改良时代早期的哲学家如谭嗣同来说，生与死是对一个最终并无
差别的连续统一体的隐喻，在这一点上，在梁漱溟的宇宙神话中，它们明显
地两极分化了。谭把物理、道德和本体论融合进他的相互渗透的以太概念中，
在这方面，梁为了抵制科学所注入的自然主义因果关系模式，把“因果关联”
（原）和真正的“原因”（因）分开了。他说，前者可以从物质力量如历史
和环境方面去理解，而后者必须被看作出自精神。
形式上说，梁关于人类命运的想象，提出了人类从西方式的世界文明到
中国式文明的“发展”，在西方式文明中，意欲激发的方向是对客观环境的
控制，而在中国式文明中，意欲要适应宇宙，与宇宙和谐协调，最终止于意
欲神秘的自我克制和对生命本身否定的“印度”文化。也是从形式上说，宇
宙意欲的形而上历史运动的每一阶段，都被认为导致典型的种种文化历史模
式。首先是自希腊人以来具有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和功利主义特色的西方文
化，导向科学、民主，和作为理性主义者追求私利精神的社会和物质的表现
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与之相对照，中国文化在精神上自孔子以来是由起作
用的“仁”的力量形成的，因此在其社会安排方面是宽容的、灵活的、俭朴
的、农业的、协作的和培育人类情感的。
然而，和作为字面上的一种时间顺序相比，这种“进化”的路线更多地
被描述为一组自主的理想的交替。他基本上把中国文化描述成唯一一种能够
被认为与宇宙的真正本质“生”和谐一致的文化。梁的要旨之核心是为儒家
形而上学价值辩护，因为只有儒家价值确认充满生机的宇宙不能通过理性主
义分析的固定范畴去理解，反而让人接受经验的易变的、直觉的特性。只有
儒家思想的“仁”和“中庸”学说承认人类生活与宇宙的节律应和，而不是
与之对抗，使真正充满生机的生活成为可能，这种生活在内在精神的直觉、
情感和欢乐之流中，自由而不受阻碍。
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一样，梁漱溟的身上义残存有一种儒家形而上学的精
神痛苦：一种传统的真正自我的表现，真正自我受的限制很少，能够通过精
神扩展并改变世界，同时也易受来自客观宇宙恶势力的侵害和损毁。从道德
心理方面说，真实的内心活动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只有这些内心活动是真正
自发的，因而也是自由的；是与外在的自私自利的、为自己打算的心智相对
立的。不过，添加于这种道德形而上学并改变其方向和内涵的，是一种并非
原自中国传统而是源自西方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