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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却最终选择了宫刑。
西汉时期，很多人甘愿一死也不愿接受宫刑。司马迁也深知，屈辱的生比惨烈的死更加可怕。因为：
身份另类，终身受辱。
接受宫刑之后，就成为不是太监的太监，再不能入士大夫之列，这对于一个血性男人、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都是奇耻大辱！
司马迁最为可敬的一点是，为了撰写《史记》，决然选择宫刑，去承受人生屈辱的极限。
“自宫”（自请宫刑）不仅仅是身体的伤残，更是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从此之后，羞辱与难堪将伴他一生。用司马迁的话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自宫”之后，他的肠子一天到晚在转，坐在家里精神恍惚，外出常常不知道该去哪里；一想到“自宫”的耻辱，背上的汗立刻将衣服浸透（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才命相违，动辄得咎。
司马迁自视甚高，抱负极大。但是，“自宫”之后，即使有珠玉般的才华，圣贤般的品行，也因为戴罪之身、刑余之人，再不能以此为荣耀了（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司马迁的“才”和“命”形成了极大的悖反，让他深感锥痛，以至于“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动不动就受到无端指责；不做事则已，做了事反而更糟糕。可以想见，司马迁后半生背负着“自宫”的重负，如何孤苦飘零，无所适从！
伟大灵魂成就历史地位
“自宫”之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了，而激扬文字的太史公新生了。“新生”的太史公突然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开始以饱受歧视的、社会最底层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看待人生，看待历史。对那些是非成败、灰飞烟灭、否泰强弱、日月盈亏，司马迁难免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感喟和智慧。从此，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儿女情长的项羽，还是老谋深算的刘邦；是出使西域的张骞，还是抗匈建功的卫青；是工于心计的王美人，还是不露痕迹的汉景帝；都因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而血肉丰满，这就是所谓“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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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改变后的“一家之言”，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1。生死观。
脍炙人口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源自司马迁《报任安书》。而《史记》之重，亦重于泰山。司马迁置屈辱、生死于脑后，成就史书中的“王者之作”，更是作出了“重于泰山”的人生选择。
《史记》有一篇《季布列传》写道：
季布原是项羽手下的一员虎将，多次打败刘邦，刘邦对他恨之入骨。项羽兵败自杀之后，刘邦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并且宣布：胆敢窝藏季布者灭三族。季布躲到当时的大侠朱家家中当奴隶。朱家为了营救季布，亲自到京城拜见刘邦最信任的太仆夏侯婴。朱家对夏侯婴说：两主相斗，各为其主。季布作为项羽的部下，尽心尽责，那是他的本分。皇上能把项羽的臣下都杀光吗？如今，皇上刚得天下就报私仇，怎么能显示宽广的胸怀呢？真把季布逼急了，他逃到北边匈奴或者南方越人处，岂不是拿壮士资助汉朝的敌人？刘邦听后，立即赦免了季布，并封季布为郎中（皇帝的侍从）。汉惠帝时，季布当了中郎将，阻止了吕后对匈奴用兵。汉文帝时，季布又担任了河东太守，成为汉朝一代名臣。
在《季布列传》结尾，司马迁说：在项羽那样以勇猛著称的名将面前，季布能凭自己的勇敢显露名声，可以称得上是壮士。但是，季布为了保全性命，在朱家家中当奴隶，这是多大的耻辱啊！为什么季布不选择死亡呢？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才，他把受辱不当作是一种耻辱，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
可见，司马迁对季布的认识、评价正是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终生追求，何惧屈辱？能成大事者，在这一点上，概莫能外。
2。金钱观。
司马迁面临宫刑之时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以钱赎罪。武帝时期，许多参加对匈作战的将领犯了死罪都以此买命。司马迁拿不出五十万钱而惨遭宫刑，这使司马迁对金钱有了新的看法。
司马迁继承了荀子的思想，承认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务实的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认为：追求富有是人的天性。司马迁说：天下人忙忙碌碌，都是为追逐利益而来。拥有一方土地的王侯，还嫌自己不够富有，何况是天下百姓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我们民族的传统一向重义轻利，儒家提倡安贫乐道，言利者会被人们不齿。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有一段名言：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赞赏颜回安于清贫，也就同时贬斥了物欲和金钱。然而，不衣不食，何谈礼仪廉耻！司马迁似乎有所洞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只要是“取之有道”！
3。犀利深刻。
司马迁刻画历史人物，入木三分；原因在于，司马迁从自己的经历中读懂了许多历史人物，读懂了许多他过去认识不深刻的东西。
从来史官对本朝皇帝都十分敬畏，司马迁是个例外。高祖十年（前197），陈豨被逼造反。刘邦亲率大军平叛，吕后利用陈豨事件诛杀了韩信。刘邦得知韩信“谋反”被诛一事后，派人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萧何五千户，还派五百士兵作为警卫。文武百官得知萧何加封，纷纷前来祝贺。原秦朝东陵侯召平却前来吊丧。萧何大惊，询问原因。召平说：相国的大难从此开始了！你想，为什么皇上在外风餐露宿地平叛，你奉命镇守关中，不受征战之苦，反而受到加封？因为韩信刚刚谋反，皇上怀疑你也有反意，所以加封你。希望你不要接受任何封赏，把全部家财捐出来作为军费，皇上一定很高兴。萧何赶快依计行事。刘邦对萧何的这种做法有什么反应呢？《史记》中《萧相国世家》写了四个字：上乃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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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是什么人？他是刘邦早年在沛县时的上司，一向对刘邦关爱有加。刘邦起兵反秦，萧何带领全族人一直追随刘邦。刘邦当了皇帝，功臣争封，大臣们都主张曹参的功劳第一；唯独刘邦坚持萧何的功劳第一。刘邦说，所有的功臣都是猎狗（功狗），唯独萧何是指挥猎狗的猎人（功人）。（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可见，刘邦对萧何多么信任！但是，韩信事件之后，刘邦对萧何也不放心了。“上乃大悦”四个字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刘邦对开国功臣的猜忌之心。把一个开国皇帝的心事剖析得如此深刻，二十四史中唯独《史记》能做到！
唐人刘知己说，写史要具备“三才”：史才，史学，史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史识。史识是史书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史书只是材料的堆砌。《史记》固然离不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开创之功，离不开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博闻广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铸就司马迁修史的伟大灵魂。真正让司马迁区别于其他所有史家，让《史记》有别于其他所有史书的关键，是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正是这种不幸遭遇，造就了司马迁的史识，铸就了司马迁的伟大。
遭受宫刑之前，司马迁一心要当一个皇帝的忠臣、宠儿（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但是，惨遭宫刑之后，他沦落到太监般的尴尬地步，被开除出社会正统之列。至此，他不再书生之见，不再人云亦云，而开始有所怀疑有所批判，拥有了充满个人意志的识见和胆略，千古不朽的《史记》横空出世。
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戕害，改变了司马迁一生的命运，也成就了一个伟大史学家和一部卓绝的史学著作。这个让司马迁生不如死又死而后生的汉武帝，到底是草菅人命还是天威难测？如此性情中人，是通过怎样复杂的斗争登上权力顶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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