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即使别克帖儿不是长房长子，本书作者所构想的那种导致家庭冲突的深刻原因似乎也未必就不存在；但它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有趣的猜想而已。问题并不出在作者所采取的人类学视角，而在于他对历史资料的阅读在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到位。
倘若不揣冒昧，这里或许应当补充说，本书叙述中欠于精确的地方，看来还远远不止是个别的。朝鲜半岛在成吉思汗建国前早就建立了统一的王氏高丽王朝；但作者却把它的建立归因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在蒙古帝国之前，中国和欧洲，尤其是中国与西欧之间的确长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沟通；可是由此便断定“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就又显得有点鲁莽了。蒙古人称驿道系统或驿道中转设施为jam。事实上，汉语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来音译蒙语的jam一词之后，才有了“固定的中途转运地点”这样的含义的。本书把驿站称为“牙木” （ yam ），指的是突厥人对这个词的读音，这是不错的。但它同时又说，驿站亦名为ortoo。蒙古语里恐怕没有这个词语；作者所指，或即ortoq一词，元代汉语将它音译为“斡脱”。它在元代是指借用政府的权利替蒙古贵族贸易生息的“官捣”，其中以中亚和西亚的外来移民居多。他们做生意时，很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利用驿站系统，但是“斡脱”一词从未变成过驿站本身的别名。
从另一种角度看蒙古史：汉译本代序（3）
再举两个略微复杂一点的例子。一是成吉思汗活着时是否称过“合汗” （ 又译为“可汗” ）的问题。我们知道，“汗”与“合汗”的称号最早见于说原蒙古语的鲜卑人和柔然人的历史资料中，后来传入突厥语。但是十二至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合汗”的称号，他们只把部落的首领叫做“汗”。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早就发现，现存的证据表明，成吉思汗生时仅拥有“汗”的称号。“合汗”一语重新进入蒙古语，大概经过了以下的过程。在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时代，它被用作窝阔台个人称号的一部份；不过在这时的蒙古语中，它还没有变成一个普通名词，用指游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至少到了蒙哥汗的时候，在深受突厥政治文化影响的蒙古帝国西半部，人们已经普遍地移用突厥语对国家最高首领的称呼“可汗”来指称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了。当时冲制的格鲁吉亚钱币上，就把蒙哥汗写作“蒙哥合汗”；但帝国东半部的蒙古人则仍把他称作“汗”。这个词最终进入中古蒙古语，大约是在1260年代前后。在这之后，人们才用“合汗”来追称成吉思汗。因此，本书所说“铁木真决心争夺可汗，即蒙古人首领的称号”，并不完全符合史实。
其二，书里说到：“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它又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阿拉伯和印度数学之被引入当日中国，既不出于“蒙古官员发现”云云，也不是因为“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只不过是从穆斯林世界大批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知识人很自然地将他们早已熟悉的一种技术随身带到了中国而已。事实上，这些数学知识基本上也只在他们中间流行和应用。在元代安西王居第遗址中发现过一块铁板铸造的“方阵图”。它共有三十六格，分别在其中刻铸从一至三十六的阿拉伯数目字；每个直行或横行的六个数字相加，其和都是一百十一。这是包含零在内的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的最早实证，但它并不能证明上述方阵排列法本身也是那时从域外传入中国的。因为在南宋末年钱塘人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一书里，已经出现了比安西王所藏更复杂的方阵图；它横竖各十格，内中填有一至一百共一百个数字，每横行和每直行相加，其和俱为五百零五。倒是类似现代算术里用竖式计算多位数与多位数乘积的方法，明代称为“铺地锦”或“格子算”，则很可能是在元代经由中亚细亚穆斯林世界传入中国的印度数学技术。除了像这样的极少数例外，在元代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数目字、阿拉伯与印度数学，包括经由阿拉伯中转的欧洲数学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等等，似乎大都不曾被真正接纳到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去。
上面提到的这些缺憾足以提醒读者，哪怕是对一本写得十分精彩的书，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其中所讲的一切内容都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这又使我想到，在本书再版的时候，能不能在书中增加一些附注，既用来表彰该书所独有的精当新颖之处，也对那些叙事还不够精审的地方予以必要的疏证或说明。之所以会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我猜想，这本书注定会在中国成为读者面极其广泛的畅销读物。层出不穷的“戏说”作品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想进一步追问：“真的”历史，也就是演绎出诸多“戏说”故事的这段或那段真实历史，究竟是如何在过去的岁月中现实地展开的？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人，一面慨叹几乎要被“戏说”气死，一面却依然故我地只顾埋头炮制远远离开大多数非专业读者兴趣及阅读能力的“论文专著”。所以在今日中国，由貌似高深的大部头“专著”所装点的“学术繁荣”已甚有过度之势，惟图书市场又最缺少“企鹅丛书”或“岩波新书” 、“中公书库”一类具有极高专业水准的普及本读物。
其实，想要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未必以降低它的学术准确性，或者以辜负读者的高智商作为代价。正相反，它很可能会对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学术品格形成某种挑战。因为它要求作者具有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整体性关怀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敏锐洞察力，把他正在讨论的问题放置到人类普遍经验的认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讲述。想把一本书写得让人读不懂，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把很专门化的问题表述得使缺乏专业基础的人也能理解、并且还要使他阅读得饶有兴趣，那就十分困难了。在如何将历史知识转化为一般人们的最大程度的共识方面，本书作者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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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种角度看蒙古史：汉译本代序（4）
对所谓“普及性”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说某书具有普及读物的性格，决不意味着它就不值得被专业工作者阅读。专业工作者不但需要广泛接触其所从事领域之外的许多“普及性”读物，而且也完全可以从同一领域的优秀普及读物中获得某些专业上的启发。除了对新近解除禁闭政策的成吉思汗埋葬区的有关信息，本书所提到的绝大部份历史事实是我原来就已经了解的。但是很诚实地说，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在某种新鲜感的推动下，几乎一口气看完了这部著作。书里不时闪现出来的许多锐利见解和生动而流畅的议论，经常会以崭新的观念化的形式将旧有的实证研究重新激活，或者触发一系列新的细部考察，并由此在很多方面推进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雅俗共赏”一类的表达可能不太准确，但本书确实是一部值得由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群共享的作品。
我们都知道，近代人类社会的世界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冲击之下形成的。但就旧大陆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维持了大约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学者曾全面研究过这个近代以前的世界体系。本书力图追寻的，则是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作者用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笔调写道：“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历史经常喜欢以“吊诡”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面貌。蒙古对外战争的血腥残忍，它给受害方造成的经济文化破坏和强烈精神创伤，足以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相关记载时仍有不寒而栗之感。在把对各地的军事占领转变为持久统治的过程中，蒙古人也施行过不少暴政，做过许多愚蠢和不识时务的事情。本书说他们“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又说南宋军民“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要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更多”。这显然已属于太过离奇的“同情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要是没有这个帝国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纪旧大陆范围的“全球史”，乃至于后来时代欧洲——它之受惠于当日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明显要超过与它相向的另一极——的历史，也就一定会是别一种样子了！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性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揭示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意味着要为当日蒙古对它国的侵略和蹂躏进行申辩。
本书简略描绘出，包括科技、战争、衣着、 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等等在内的“欧洲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如何“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文艺复兴的后期，“欧洲启蒙运动却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反亚洲精神”；而“对蒙古人的诅咒”，则成为批判“亚洲劣根性”的最典型言说之一。此种欧洲中心论的幽魂后来又奇怪地与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贴附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