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线路成为远东和中东的主要航线，被马可·波罗和伊本·拔图塔及其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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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们的“金光”（3）
船队沿途还停靠在越南、爪哇、锡兰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处，蒙古人员就会得到大量的货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这些东西在蒙古国内是不易出产的。从波斯湾出发，船队进入蒙古势力影响之外的地区，继续与当地进行正常贸易，换取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及和索马里的琳琅满目的货物。这些地区不受蒙古体制的影响，其统治者和商人没有采用共有制度来分配蒙古的货物；而蒙古当局却与他们建立起长期的贸易联系。正如蒙古在征服战争中表现的那样，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国，成为蒙古在商业上的有力竞争对手，他们开始取得印度洋地区贸易的支配权。
为把贸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势力之外的新地区，蒙古人鼓励一些臣属地区特别是中国南部，向外移民并在外国的港口建立贸易点。纵观整个蒙元王朝统治时期，上千中国人离乡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马来半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岛的沿海地区定居。他们大多从事航运贸易，像商人一样往来于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们也逐渐地扩大到其他行业。
为更直接地通往欧洲市场，不再远距离绕道南方的穆斯林国家，蒙古人鼓励外国人在帝国边缘的黑海沿岸建立贸易站。虽然蒙古人最初袭击贸易点，但早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1226年，他们就允许热那亚人维持克里米亚的贸易站卡发，后来又增设一个站点塔纳 。为保护这些陆海贸易站，蒙古人不断追捕海盗和劫掠者。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业手册《贸易实践》中，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白度西·佩戈洛蒂强调，通往蒙古契丹省 的道路“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
新贸易线路的开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坏的波斯、伊拉克的制造业联为一体，也为中国的制造业创造机遇。蒙古人征服中国所产生的破坏力，远小于他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忽必烈迫切要求把传统的中国陶器输入上述市场，也需要将穆斯林和印度的技术广泛地引入中国。通过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量产品，但他们要依靠商人阶层运输和出售这些陶器。蒙古人从武士变成了食利者，但他们却没有使自己变成商人的能力和显著愿望。
蒙古精英阶层与贸易的紧密联系，表明他们与传统的明显决裂。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它们是有损尊严的、肮脏的，而且通常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工商业的重要性被列在入仕和信教之下。而且，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其经济观念就是，每个国家应该自给自足，还有，每个领主的领地应该尽可能实现自力更生。留在领地内的任何货物，不是为耕地农民换取其他物品，而只是为贵族家庭或教会购买珠宝、宗教圣物和其他奢侈品。封建统治者总是利用农民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生产粮食、栽培树木、制造工具、纺织布匹，他们几乎不可能为农民去交易。在封建制度下，对输入物品的依赖，标志着一个家庭的破产。
传统的中华王国在数个世纪的抑商环境下运作。他们边界上的城墙，成为限制贸易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也是保持国家财富完整并将其留在城内的重要手段。对这些统治者来说，放弃商贸物资就等于向邻国进贡，他们企图尽可能避免出现如此情况。商人的地位仅高于盗贼，这是中国文化的偏见，蒙古人直接冲击这种偏见，他们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职业之前，仅次于政府官员。儒家学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们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层下降到社会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仅高于乞丐。
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认识到，在某地习以为常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另一地就成了异乎寻常和有销售潜能的物品。十三世纪后期的几十年成为狂热地寻找新商品的时期，这些新商品能在不断扩大的蒙古商业网内出售，或者用来交换旧商品，再以新的途径将旧货销售。从染料、纸张和麻药到开心果、爆竹和毒药的每一样东西，都有潜在的买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而蒙古官员似乎必须找到那些可能成为买主的人及其居处。为适应市场的整体需求，中国的蒙古工场最终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工艺品，而且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包括制作刻在象牙上的圣母玛利亚像和幼年基督像，出口给欧洲。
蒙古人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征收地方上的产品，并为它们找到国际市场，蒙古人引进许多新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的来源仍可以从它们名称的语源上看出来。有一种特别平坦光滑的丝绸，在西方称之为“satin”（绸缎），它的名称取自于蒙元王朝的刺桐港（Zaytun；泉州），马可·波罗就是从那里启航回国的。还有一种高档的装饰布料，叫做“damask silk”（锦缎），其名称来源于大马士革城（Damascus），大多数从波斯伊利汗国来的商队都要途经大马士革去欧洲。马可·波罗提到另一种产于摩苏尔（Mosul，今伊拉克北部城市）的精细布料，它在古法语中叫“mouslin”，然后在英语中称为“mus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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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们的“金光”（4）
甚至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可能产生高额利润。新商业促使纸牌游戏迅速流行，因为商人和士兵发现，纸牌很轻、容易携带，是一种有趣新奇的消遣活动。象棋和其他棋盘游戏需要带笨重的棋子，相比之下，士兵或骑骆驼者可以随身携带一大包纸牌。新行情刺激着更快、更便宜地生产纸牌的需求，而雕版印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此方法通常是用来印刷宗教经文的。纸牌印刷的市场要比经文印刷广阔得多。
历史上大多数征服性帝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被征服地区。罗马人把拉丁语、他们的神，和他们对酒、橄榄油的偏爱强加在人们头上，他们甚至把小麦种在它无法生长的地方。从土耳其的以弗所到德国的科隆，每一座罗马城市的市内布局和建筑风格，从市场、道路到圆形支柱或门道的细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在其他时代中，英国人在孟买盖起都铎式的建筑；荷兰人在加勒比海建造风车；西班牙人以自己的风格，在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地区修建大教堂和广场；美国人在从巴拿马到沙特阿拉伯的地区建立别具特色的居民区。只有对某处的实物遗迹进行研究，考古学家才能追溯印度、阿兹特克、马里、印加或阿拉伯等帝国的发展情况。
与此相比，蒙古人对被其征服地区的践踏要轻得多。他们没有给那些地方带去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强加于被征服地区，因为在更多情况下，他们禁止非蒙古人学习蒙古语；蒙古人没有强迫人们种植外来作物，也没有强行改变臣民整体的生活方式。
蒙古人擅长动员大量人员和利用新技术为战争服务，在蒙古和平年代，他们继续遵循同样的原则，将游牧社会的流动性应用于定居区的生活和文化。蒙古军队把搜拢的翻译人员、抄写员、医生、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分配给各个家族，他们还以相同份额分配了音乐家、厨师、金匠、杂技演员和画家。当局把知识工人分别立户，连同其他工匠、牲口，和经长途跋涉或海上旅行运来的货物分给各类匠户。
传统帝国将财富积累在单个的都城中。所有的道路都通向首都，所有东西的精品都聚集在那里。都城支配着帝国，像罗马或巴比伦这些都城的名字成为整个帝国的名称。蒙古帝国从未有过一个唯一的主要城市，在帝国内，货物和人民经常从一地流向另一地。
1261年，忽必烈汗设立劝农司，以一个最高长官统领，下面还有八名使员，他们要想办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其生产效率。除了促进农作物的种植以外，劝农司通常还有责任保护和提升农民的福利。这个倾向于农民的政策，表明政府在其职能上的态度发生重要转变，此前的保守态度来源于蒙古人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对农民阶级和农业问题历来不够重视。在蒙古占领汉地社会之前，多数农民在所有小地区耕种一样的作物；作物是随大区域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在大区域内部都是一样的。蒙古人鼓励农民种植那些与气候、土壤类型和排水方式最相适的作物。这种转变使小地区的作物品种增加，生产率也得以提高。蒙古当局鼓励把中国传统作物如茶叶、水稻，推广到新的地方，尤其是推广到波斯和中东。蒙古人找到更好的生产工具，他们把一种改进后的三角犁从东南亚引入中国。
蒙古人一控制波斯，就马上设立一个机构，去鼓励和改进那里的农业。经过数千年的耕种之后，这个地区的土壤退化，严重影响生产率。蒙古人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从中国大量进口种子，并在需要时引进他们最近培植的嫩芽、新枝和整棵树苗，建立农业试验站，以适应中东的气候和土壤。他们带来各种新稻、粟，还有果树和根用植物。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印度、中国和波斯种植许多柑橘类水果，但是蒙古人不停地移植和混种这些品种，使得每个地区的种类更多了。在中国南方的广州附近，蒙古当局建立一个种着八百棵柠檬树的果园，它们是从中东地域进口的。在波斯大不里士，蒙古人培植大片柠檬林和柑橘林，它们是从相反方向进口的，即从中国输入中东。蒙古人移植越来越多的品种，有豌豆、豆子、葡萄、小扁豆、坚果、胡萝卜、萝卜、甜瓜和各种叶类蔬菜，接着他们培育出新的种类和杂交品种。除供给人和牲口的粮食作物之外，蒙古当局一直对用于纺织的棉花和其他作物非常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