Э刂频男鹿帷哺９岵恕６戊魅鸬男母剐焓黠Ｊ章虬哺９嵋樵保导士刂乒嵫【佟�1918年8月，安福国会在京召开会议，原定推选段祺瑞为总统、张作霖为副总统，但因遭到冯派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为了赶冯国璋下台，安福国会最终想出了折中的办法——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徐世昌的名望远在冯国璋之上，这样一来，冯国璋便不好反驳；而实际上，徐世昌这个大总统只是一个“过渡”，只要冯国璋下台，段祺瑞当选就变得轻而易举。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徐世昌是当选总统必然的、唯一的选择。其一，徐世昌的声望、资质、才华、能力都超过冯、段、黎等人，除了袁世凯，恐怕没有人能与之匹敌；其二，徐世昌一向奉行“中庸”之道，又是北洋老前辈，他在处理府院之争时表现出的各不偏袒，能让冯、段双方都心服口服；其三，中国一直以来都有“武人治国祸乱天下”的说法，北洋政府时期的事实也证明，在几个武人的统治下，国家只能越来越乱，这时候，作为一个极有资质的文人，徐世昌必然成为最理想的治国人选；其四，以梁士诒为首的保守势力和直系“长江三督”等势力均倾向于选徐世昌为总统。
就这样，在冯、段矛盾不可调和的背景下，在安福国会的幕后操控下，1918年10月，一心想远离政治的徐世昌再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华民国的又一任大总统。民国时期的总统中，武人出身的占多数，徐世昌以文人身份治国，在任期间极力主和，正因如此，他才被后人称为“文人总统”、“诗人总统”。
尽管身处民国，徐世昌心中始终摆脱不了“前清遗老”的阴影。在他当选总统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
徐世昌的皇权思想很浓。在袁世凯离世后、张勋复辟前，他也曾有过复辟念头，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曾经企图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徐世昌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被他视为掌上明珠。为了给女儿最好的未来，他多次与张勋商议，希望能把女儿嫁给溥仪，这样一来，自己的女儿就成了“皇后”。后来由于张勋复辟动作太快，他嫁女儿的事也就此泡汤，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徐在溥仪面前成为“功臣”——溥仪刚刚“登基”，就发布诏书授徐世昌为“弼德院院长”，而后来徐世昌得以当选大总统，也少不了前清旧势力梁士诒的支持。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徐世昌在为人处事上是极其圆滑的，他不会立场鲜明地投靠某一阵营，而是以模糊的立场赢得每个阵营的支持，这个能力使他得以在民国各个势力之间游刃有余各不得罪。
徐世昌心中，溥仪始终是“正统皇帝”，尽管嫁女儿一事没有成功，但这并不妨碍溥仪在徐世昌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据记载，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前，溥仪曾经从自己的“小金库”中拿出三百多万元供其活动应酬，为徐的当选出了不小的力。现在，既然要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自然要先经过溥仪的“恩准”，这个大总统才能当得名正言顺。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之前，溥仪为其设宴庆贺。在筵席上，徐世昌公然表示自己“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此举对溥仪来说显然很受用。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溥仪派载润前往祝贺，第二天，徐世昌便带着礼物前去答谢，在养心殿朝拜溥仪，这一系列的举动，似乎说明徐世昌骨子里还是清室的大臣，而非民国的总统。但无论如何，徐上任后的一段时间，国家确实迎来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按照溥仪的说法，“紫禁城内外又兴隆起来”。
第13节：
徐世昌以和平、统一、发展为治国原则，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他反对武人政治，坚决提倡依法治国。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国内学界、社会名流纷纷支持和平统一的主张，一时间中国大地呈现出一片和平的景象。
外交方面，徐世昌坚持独立、自主、平等的外交方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徐世昌组织了以顾维钧、王正廷等优秀外交家为代表的五十四人代表团，试图通过巴黎和会，夺回山东的全部主权、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殊权利、结束德、奥等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然而，弱国无外交，中国外交团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国内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的呼声越来越高。1919年6月，徐世昌发表总统电文，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不过，在权衡利弊之后，徐世昌最终还是在合约上签了字，直接导致后来背上“卖国贼”的骂名。
民国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五年，袁世凯逝世后，黎元洪、冯国璋均以代总统的身份短暂任职，到徐世昌一任，大总统的人选才算稳定下来。因此，徐世昌算得上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他在任五年，尽管在动荡的时局背景下没能挽回中国被列强瓜分的败局，但他在争取和平和主权方面做出的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
闭门编书，著作等身
任职大总统期间，徐世昌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麻烦。
在《凡尔赛合约》的签字问题上，以徐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政府进行了深思熟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签字比不签字损失小。徐世昌总结出不签字的六大弊端：第一，胶州湾已经在日本的实际掌控下，如果不签字，和约中日本归还山东权益的相关规定等于一纸空文；第二，国际社会之所以重新考量胶州湾归属问题，是因为中国在“一战”中是参战国。如果拒绝签字，各国解除调停山东问题的责任，山东问题最终将由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中方十分不利；第三，胶州湾问题经过各国调停，如果日后日本再挑起事端，中国可根据《凡尔赛和约》内容向国际社会求助，其他国家也有理由介入；第四，中国参加“一战”的初衷在于希望通过战争求得解放，摆脱列强的控制。如果拒绝签字，将会影响中国以后加入国际联盟，不但解决不了山东问题，还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第五，对德和约中还有一些对中国有利的内容，如果不签字，中国将无法获得这些利益；第六，经过大会表决，日本已经声明将胶澳地方全部主权归还中国，这也是日后各国用来限制日本的依据。如果中国拒绝签字，就等于间接否认日本关于山东主权属于中国的声明，将来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相比之下，中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弊端只有两个：其一，日本可能找到新的借口，继续在山东扩张势力；其二，日本在山东势力的发展，将会成为远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隐患。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坚持维护主权并迫使各国承认中国权益基本不可能，因此让损失最小化就成了执政者的唯一选择。于是，徐世昌通电各省，称经过与两院议长及段总理的商议，最终决定两害取其轻，同意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对徐世昌而言，这个决策不仅能把当时中国的损失降低到最小，还能避免将来很多外交上的麻烦，应该能得到国人的认同。令他没想到的是，签字不久，他就背上了“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第14节：
在和约上签字带来的弊端立竿见影。如徐世昌所料，巴黎和会之后，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被日本掠走，日本在山东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国作为“一战”的参战国，没有通过巴黎和会得到实质性的好处，反而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在广大民众看来，是北洋政府没有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进行的妥协。
1919年5月4日，中国民众对日本、西方列强以及混乱无能的北洋政府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这一天，北京三所大学的几千名大学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他们打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旗号，痛斥北洋政府的妥协行为。
不签字，中国可能丧失更多权益；签字，则沦为卖国贼。尽管徐世昌没有被推到风口浪尖，但他仍然感到了作为民国大总统的无奈——究竟是时局使然，还是自己能力不足，徐世昌越来越搞不清楚。
不久之后，受美、英支持的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矛盾激化，双方为了夺取北京政权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最后以直系军阀获胜、两派议和结束。让徐世昌感到悲哀的是，当初自己在冯、段之争中被推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今天，当直系曹锟、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之后，自己又被指责“不合法”。1922年5月，各方呼吁徐世昌辞去大总统职位，31日，六十八岁的徐世昌通电全国，表示愿意束身退位，结束了自己五年的大总统生涯。
尽管对大总统之位仍有些许眷恋，但对文人徐世昌来说，辞去大总统之职更多的是解脱。去职之后，徐世昌搬到天津租界居住，不再参与政治，著书立说，吟诗作画，真正过上了“大隐隐于市”的生活。
徐世昌一生著作等身。他将自己从政以来的奏议、说贴、条议、电文等分类归纳，编辑成《退耕堂政书》五十五卷，是晚清到民国初期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除此之外，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编纂《东三省政略》、《欧战后之中国》、《大清琨辅先哲传》、《书髓楼藏书目》等书，“隐居”之后，在僚友门客们的协助下编纂书籍二十余种。
除了著书立说，徐世昌在诗词、作画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作诗以明志，有《徐大总统诗集》十二卷，还将自己的诗、书、画作编纂成册，有《归云楼题画诗》六卷、《归云楼集》十六卷、《退园题画诗》十六卷、《葵园诗草》四卷、《海西草堂集》二十四卷、《海西草堂题画诗》六卷、《拣珠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