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也需要时间。
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前提。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的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只能吃〃闭门羹〃。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的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为此，我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创作报告，并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支持，使我得以进入种种〃禁区〃。
我吃惊地发现，〃文化大革命〃档案处于相当混乱之中。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重要档案，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里收藏着。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里被我偶然翻到。因为姚蓬子曾经担任上海师范学院教师，而上海师范学院又一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个〃造反兵团〃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会〃会议，谁发言他都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本，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是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在当时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1954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
同样，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厂里，查阅她的人事档案，见到内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写的自传，对于她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劳动模范，写得颇为真实，亦甚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时候，曾叫人捉刀，写了一本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我要斜穿整个上海市区，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往往清早六时离家，八时多才能到达国棉十七厂。在这家工厂的人事科，一边阅读，一边抄录，花费了几天时间。这份〃大事记〃成为我写作《王洪文传》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尽管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作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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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序（4）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个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创作的另一〃方面军〃。
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
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二百二十一篇，也必须逐一查阅、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去《再版前言》。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再版前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觉，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获得当年上海向中央专案组有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上报资料……
后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所，查阅了《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内中收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对他们收藏的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我多次到那里，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带有明显的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五千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中共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台湾在1969年对于正红得发紫的〃文革派〃人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评述，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就在我大量查阅〃文革〃档案、资料之际，曾经深受张春桥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葛老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是张春桥的就是他，为此他被张春桥投入秘密监狱。葛老先生向我指出：《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有很大缺陷，即作者重〃文〃不重〃献〃。〃文〃，即档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献〃，指〃活口〃，即当事人，熟悉情况的人。只有〃文〃、〃献〃并重，才能写好纪实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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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序（5）
确实，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自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口碑。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当事人尚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访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于是，我着手拟订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逐一采访。我以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史的采访，既要广泛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者，同时也应访问那些〃文化大革命大员〃。1986年10月9日《社会科学报》发表报道《叶永烈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我对该报记者说过：〃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年，可是〃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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