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信的是：孝庄太后以幼时爱侣，出以万缕柔情，约束多尔衮的“最后行动”；其间绸缪委曲、调护化解，不知费了孝庄多少苦心，最危险的时刻，是多尔衮尊大妃为孝烈皇后祔庙之时，母以子贵的“太后”已经出现，事实上已等于诏告天下，他——多尔衮就是皇帝。天下臣民有忠于太宗欲起而声讨者，此时必当有所行动；若无行动，即是承认多尔衮得自立为帝。此时所欠缺者，不过一道即位诏书而已；而此一道诏书终于未发，即是孝庄对得起太宗的地方。
分析至此，我可下一断语，孝庄下嫁多尔衮，绝无其事，失身则必不免。孝庄不欲与太宗合葬，即以白璧有玷之身，愧与太宗同穴。她的辱身以存太宗天下的苦心，康熙完全了解，所以孝养无微不至。及至孝庄既崩，不可与太宗合葬，则不独康熙了然，臣下亦了然，徐乾学特撰《古不合葬考》，即非承帝之旨，亦必有迎合之意。但康熙虽不能葬孝庄于昭陵，而亦终不忍别葬，以致浮厝数十年；而臣下无言此事者，即以深知此事如佛所云：“不可说，不可说！”能说者，为后世我辈。 。。
多尔衮的身后事（2）
多尔衮既薨，势力犹在，归灵至京时，世祖亲率亲贵大臣，缟服迎奠东直门外；其时已尊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故以太子奉迎梓宫之礼接灵。至顺治八年正月，犹追尊摄政王妃为成宗义皇后。“成”者，论其功绩；“义”者，美其谦让。凡此皆足以证明朝政犹操之多尔衮亲信之手，而未几即遭清算，则因英亲王阿济格思夺多尔衮的两白旗继之为摄政王，为多尔衮的亲信举发，变成兄弟自相残杀，郑亲王济尔哈朗得以尽反朝局。其事始末，大致如《东华录》所载：
顺治八年正月甲寅，议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罪。先是，摄政王薨之夕，英王阿济格赴丧次，旋即归帐。是夕，诸王五次哭临，王独不至。
按：英王独不至者，隐然表示其身份在诸王之上，而与摄政王平；亦即表示多尔衮既死，应由其摄政。
翌日，诸臣劝请方至。英王途遇摄政王马群厮卒，鞭令引避，而使己之马群厮卒前行。第三日遣星纳、都沙问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曰：“劳亲王系我阿哥，当以何时来？”
按：“劳亲王”者，郡王劳亲。劳亲王为阿济格第五子，此时奉父命，领兵自京师赶来。
众对曰：“意者与诸王偕来，或即来即返，或隔一宿之程来迎，自彼至此，路途甚远，年幼之人，何事先来？”盖因其来问之辞不当，故漫应以遣之。吴拜……等私相谓曰：“彼谓劳亲王为吾等阿格（哥），是以劳亲王属于我等，欲令附彼。彼既得我辈，必思夺政。”于是觉其状，增兵固守。
按：吴拜即武拜，与苏拜皆多尔衮麾下大将，武功卓著。劳亲王已先为多尔衮取入正白旗，表面似为喜此胞侄，实际上有以劳亲王为质子之意。多尔衮对同母兄阿济格之防范甚严，见下引：
又英王遣穆哈达召阿尔津、僧格。阿尔津自本王薨后，三年不诣英王所矣。今不可遽往，应与摄政王下诸大臣商之。于是令穆哈达回，遂往告额克亲及吴拜、苏拜……额克亲谓阿尔津曰：“尔勿怒，且往，我等试观其意如何。”
按：阿尔津、僧格皆隶镶白旗，所谓“本王”即指豫亲王多铎。多铎薨后，镶白旗归多尔衮，恐阿济格染指，故不准阿尔津等在英王门下行走。
英王复趣召，阿尔津、僧格乃往。英王问曰：“不令多尼阿哥诣我家，摄政王曾有定议否？”阿尔津等对曰：“有之。将阿哥所属人员置之一所，恐反生嫌，故分隶两旗，正欲令相和协也。摄政王在时既不令之来，今我辈可私来乎？此来亦曾告之诸大臣者。”英王问曰：“诸大臣为谁？”阿尔津、僧格对曰：“我等之上有两固山额真、两护政大臣、两护军统领。一切事务，或启摄政王裁决，或即与伊等议行。”
按：多铎多子，第二子多尼名义上为镶白旗旗主，但一部分已改隶正白旗，而正白旗亦必有一部分改隶镶白旗，此即所谓“正欲令相和协”，实际上为多尔衮兼并的一种手法。多尼亦为阿济格胞侄，但多尔衮禁止多尼至阿济格处，防范之严可知。
又所谓“固山额真”即都统，为一旗最高的行政长官，但其时亦须听命于旗主；“议政大臣”由崇德元年设“十六理事大臣”而来，每旗两人，便于天子干预各旗事务，以及各旗配合中央要求，有所协力；“护军统领”则为实际带兵作战的大将，一旗分为左右两翼，所以有两护军统领。阿尔津等曾任议政大臣，亦曾为护军统领，此时正好解任，阿济格以为阿尔津等正在失意，有机可乘，打算说服他们，将多尼拉过来。不意此两人有备而来，公然拒绝；阿济格鲁莽从事，异谋尽露。于是：
额克青、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议曰：“彼得多尼王，即欲得我两旗；既得我两旗，必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必思夺政；诸王得毋误谓我等，以英王为摄政王亲兄，因而向彼耶？夫摄政王拥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等当抱王幼子，依皇上以为生。”遂急以此意告诸王。
按：多尔衮无子，以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所谓“抱王幼子”即指多尔博。
郑亲王及亲王满达海曰：“尔两旗向不属英王；英王岂非误国之人？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向彼？今我等既觉其如此情形，即当固结谨密而行。彼既居心如此，且又当生事变矣。” 。 想看书来
多尔衮的身后事（3）
按：所谓“诸王”中，实力派只济尔哈朗及满达海。后者为代善第七子，袭封和硕亲王，此时尚无称号，至顺治八年二月始加号为“巽亲王”。
迨薄暮设奠时，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欲共议摄政王祭奠事，英王以多尼王不至，随于摄政王帐前系马处，乘马策鞭而去。端重王独留，即以此事白之端重王，端重王曰：“尔等防之，回家后再议。”又摄政王丧之次日，英王……又言摄政王曾向伊言：“抚养多尔博，予甚悔之。且取劳亲入正白旗，王知之乎？”郑亲王答曰：“不知。”又言“两旗大臣甚称劳亲之贤”。此言乃郑亲王告之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又谓端重王曰：“原令尔等三人理事，今何不议一摄政之人？”又遣穆哈达至端重王处言：“曾遣人至亲王满达海所，王已从我言，今尔应为国政，可速议之。”此言乃端重王告之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
按：此段叙英王阿济格思夺权的计划，情事如见；原拟俟多尼至后，挟多尼以号令两白旗。多尼不至，遂即离去；根本无意议祭奠多尔衮事。至于对济尔哈朗的话，意谓多尔衮生前悔以多尔博为子，而取劳亲入正白旗。此真是俗语所说的自说自话了。
“端重王”者端重亲王博洛，为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三子，以附多尔衮得封王，与敬谨亲王尼堪及代善之子满达海并为多尔衮所亲信，于顺治七年二月由多尔衮授权，处理日常政务。阿济格思利用博洛的手段，实在幼稚之至。
至石门之日，郑亲王见英王佩有小刀，谓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曰：“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似此举动叵测，不可不防。”是日，劳亲王率人役约四百名，将至，英王在后见之，重张旗纛，分为两队，前并丧车而行。及摄政王丧车既停，劳亲王居右坐，英王居左坐，其举动甚悖乱。于是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集四旗大臣尽发其事。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
据孟心史注，此“四旗”当是两白两蓝，其说后详。
阿济格被逮至京，原可不死，“自作孽”则“不可活”，《清史列传》：
至京，鞫实，议削爵幽禁，降为贝子。闰二月以初议罪尚轻，下诸王大臣再议，移系别室，籍其家，子劳亲等皆黜宗室。三月，阿济格于狱中私藏兵器，事觉，诸王大臣复议：阿济格前犯重罪，皇上从宽免死，复加恩养，给三百妇女役使，及童仆、牲畜、金银、什物，乃仍起乱心，藏刀四口，欲暗掘地道，与其子及心腹人，约期出狱，罪何可贷？应裁减一切，止给妇女十口，及随身服用，余均追出，取入官。十月，监者复告阿济格谋于狱中举火。于是论死，赐自尽，爵除。
按：劳亲，《清史稿》写作楼亲，亦赐自尽。未几，多尔衮近侍苏克萨哈、詹岱卖主求荣，出首告多尔衮“逆谋”，皆郑亲王济尔哈朗所主持。阿济格原可有所作为，而鲁莽灭裂，自速其败，心史先生在《八旗制度考实》中有一段论评，极其警辟，录如下：
阿济格与多尔衮相较，明昧相距太远。清初以多尔衮入关，即是天佑。至天下稍定，八固山之不能集权中央，又不无因摄政之故。冲主与强藩，形成离立；若英王亦有睿王意识，当睿王之丧，奔赴急难，扶植两白旗，为两旗之人所倚赖，则袭摄政之威、挟三旗（两白正蓝）之力，中立之两红旗不致立异（按：正红满达海；镶红罗洛浑为岳托之子），怀忿之镶蓝旗不敢寻仇（按：指济尔哈朗为多尔衮排挤成仇），世祖虽欲收权，尚恐大费周折。乃又英王自效驱除，郑王乘机报复，先散四旗之互助，再挟天子以临之，英王既除，睿豫两王仅有藐孤，登时得祸。一举而定四旗，大权悉归皇室，此所谓天相之矣！
多尔衮自追尊为“义宗成皇帝”至“追诏其罪”，不过一个月的辰光。他所得的罪过是“削爵”、“黜宗室籍”、“财产入官”、“其嗣子多尔博给倍亲王多尼”。所谓“黜宗室籍”，即由“黄带子”变为“红带子”，若非后来复封，则官文书上的记载，应为“觉罗多尔衮”；嗣子多尔博本为多铎幼子，“给倍亲王多尼”亦即归宗，由其胞兄抚养，后来恩封多罗贝勒，则为推其生父之恩，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