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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掌旗手：康有为（1）
康有为：戊戌政变前的改良运动康有为不主张流血的革命，不主张“铁血之苦”的暴力，康有为像他要用改良的主张改变现状。他的“大同思想”，就是非暴力的改良思想。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是存亡危急之秋，清王朝的腐败有目共睹，任谁处在这个时代，温和的便主张改良维新，激烈的便会要求革命。前者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他是改良运动的维新人物，他处在那个时代，自认为要担负起一个迫切的任务，必须打开主政者的眼界，给他们灌输维新变法的思想。
由上而下的改良运动维新思潮的澎湃，有两大来源：一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刺激，一是看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日本的维新运动就是“尊王攘夷”的运动，维新人物以恢复天皇的权威为号召，主张改良政治体制，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用一部明治宪法，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给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的冲击很大，急忙挺身而出，要取代“洋务运动”，主张中国也应该效法日本，实行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
太平天国革命是改朝换代的君权革命，用外夷的上帝宗教思想，想要推翻中原的儒教名教体制。早期的成功是在打倒异族统治的宣传上取得成果，晚期的失败则证明了上帝的宗教思想无法受到中国人的认同。
维新运动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变法的主张一定要有一位明君的赞同。最高主政者非到火烧眉毛绝不会同意改变体制，在“上不能保国，下不能保身”的情况下，惟一可走的路便是接受维新变法。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能够让光绪帝同意，并下诏实行，则有一段过程。虽然，“戊戌变法”受到顽固派的打击，终归失败，可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写下了不可湮灭的一页。
康有为生于咸丰八年（1858年），广东南海人，名祖诒，字广厦。另有一名叫康南海，以出生地名呼称。光绪二年（1876年）十八岁，乡试落第。因科举不利，便拜在朱次琦门下当门生。这位朱次琦，便是鼎鼎大名的朱九江先生，是专门研究程朱陆王的理学大家。康有为入门时，九江先生已是七十岁的高龄，思想落伍，无法满足这个求知欲旺强的青年。也就在二十一岁时，康有为自往香港去开眼界，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他到了这个英国殖民地，读了些介绍西学的书，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治国的办法。
三年后，康有为赴北京乡试，途次上海，又看到外国租界的许多进步的东西，便认为不能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的眼光，去看待西方资产阶级所建设的现代国家；反过来看清朝封建统制下的中国，却是那样古老闭塞，老被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处境江河日下。这样，康有为的革新思想产生了，他把学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真理。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再往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当时正当中法战争后不久，不仅一些中国邻邦已被英、法侵占，而且英、俄又在中国边疆发动战争，日本也在朝鲜步步进逼，康有为看到这般情景，就写了五千字的上皇帝书，去叩紫禁城的大门。书中充满了他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他主张赶紧变法改良，以挽救危局；还呼吁要是再迁延下去，就不堪设想了。他激怒了顽固守旧的官僚，被骂为“如此狂生”，注定落第。
治安策难上，江湖心未灰
康有为明知这封书无法送到皇帝那里，只是赋出一首诗，中有“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便打道回粤。但是，经过这次上书，他的名气大大地传扬开来。
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始招收学生讲学。于光绪十七年（1891），在广东长兴里设立名叫“万木草堂”的学馆。他写了《长兴学记》，开始宣讲他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先后来到这里学习。万木草堂开始只有二十多个学生，不到三年就达到一百多人。这里是他培养维新旗手、制造维新理论的场所。因他极力反对八股文，学生受到他的影响，都不愿参加科举考试。但他并非反体制的革命家，对他学生说；“我且考过，诸君何妨勉力为之，以慰父兄之心呢！”以此鼓励学生赴考。
维新运动掌旗手：康有为（2）
康有为一边教学，一边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先后写成。《新学伪经考》是要打倒古文经，树立今文经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使变法改良主张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找到根据。他想引用经传，编造变法理论，来开展他的政治活动。
所谓“新学”，即指王莽的新朝之学，说这个古文经是捏造的伪经，是历代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假货。从怀疑古代孔子经书为出发点，用来动摇封建传统思想的根本，在客观上也打击了死守“祖宗家法”的顽固势力。这部书被清廷认定为“惑世诬民”的危险书，一再遭到清朝政府的禁毁。
《孔子改制考》是一部发挥“托古改制”思想的改良理论书，认定孔子是一个托古改制的大家。孔子述作的《六经》是托古改制的范本。康有为想用这些证明自己的变法主张是合理的，是对孔子的托古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所谓《六经》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书，本来是长期累积、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是经过孔子删订托古改制编出来的。从怀疑孔子删订古典的托古改制为出发点，用来动摇孔子是圣人的崇拜迷信思想，在客观上也打击了死守“圣人之道”的顽固势力。
康有为又写了《大同书》。他认为人世间是个大苦海，贫贱人有苦，富贵人有苦，连帝王将相也有苦。他主张把这个大苦海，变为“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极乐世界。他想透过人的“本性”，发挥“不忍之心”，让人们互相携手，互相拥抱，来消灭革命的铁和血，走向“大同”。
换句话说，康有为不主张流血的革命，不主张“铁血之苦”的暴力，他要用改良的主张改变现状。他的“大同思想”，就是非暴力的改良思想。在以后主张暴力革命的人的眼里，康有为便成为一位地地道道“死抱住一个皇帝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天，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和他一起赴考的有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4月17日，李鸿章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举人们大为震惊，康有为立刻要梁启超去发动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不要批准这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湖南籍举人闻风参加，由两省举人联名上书，到都察院（负责弹劾的最高机关）去打了头阵；江苏等九省的举人也跟着上书，台湾举人更声泪俱下地上书反对割让台湾。联名上书的举人合计一千数百人，平均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九天里，都察院门口车马盈巷，人群纷集，一时议论沸腾，激起了反对签约的巨大声浪。这就是轰动中外的“公车上书事件”。“公车”是封建王朝用公家车马接送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当时各省举人都齐集在达智桥的松筠庵开会，这个会址已被保留下来。他们又在5月2日一起去都察院，投呈上皇帝的请愿书。都察院推说皇帝已在条约上盖印，无可挽回。《公车上书》军机大臣孙毓汶更派出爪牙到各举人的寓所，叫他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前途。可是，经此各省举人的共同行动，一潭死水的清朝政局，也就激起一阵波浪。
这次“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就是七年前也上过书、知名度冲天的康有为。
康有为的上皇帝书长达一万四千多字。书中指出《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一、皇帝赶快下诏罪己。二、迁都西安，以利再战。三、加紧练兵，将赔款转作军费。四、发愤变法，公举有能之士充当“议郎”。以上四项中的第四项，才是康有为认为最根本的强国大计。
康有为接着在6月间又写了上皇帝书，这是公车上书后的第二封。也就是第四次上书。5月间他中进士，被任为工部主事后，也曾上了一封长达一万三千字的上皇帝书（奏议）。在第四封书上主张赶快设立议院，认为当前应尽先做好几件事：一、下诏鼓励臣民踊跃陈述政见。二、邀请有识之士讨论国家大事。三、设立顾问馆供皇帝咨询。四、设立报馆互通声气。五、设置专门机关吸引贤才到政府任职。这封奏议，都察院不愿代转，推说他是工部主事，照例应由工部代递。他就去找工部尚书孙家鼐，但侍郎不画押。再找兵部尚书荣禄，他又是西太后的心腹，更不肯代递，因此这次上书也就被阻搁下来。
维新运动掌旗手：康有为（3）
在四次上皇帝书中，光绪帝看到的仅有第三封书。也就是这封被阻搁的第四封书的前一封，是公车上书后的第一封。光绪帝对变法要求很重视，曾转呈西太后备存。可是第四封所提的“设立议院”无法递呈到皇帝手上。康有为毫不灰心，就再去找光绪帝的老师任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翁同龢。他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大为触动，便降低身份以当朝一品大员，去访问小小的六品新官。
康有为受宠若惊，马上回拜他。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翁同龢首肯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还透露给他光绪帝受制于西太后的宫廷内幕。
创办《万国公报》、强学会
同年8月，康有为自己凑资在北京创办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除转载清朝政府的奏章和在华外国人报刊上的文章外，另有论说一篇，由梁启超、麦孟华编写文稿。每期印一千份，送给北京的官员看，不收报费。随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