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功钻研中西学问，写成哲学著作《仁学》。
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3）
冲决重重网罗的《仁学》
《仁学》在哲学范畴中，虽不是很成熟的理论见解，但嗣同秉赋特厚，立志又高，在常人非面壁十年才能写成的哲学理论，在他却是得自灵机一动之间。写《仁学》的目的，据他自叙：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报，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当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仁学》书影就是说，要同一切封建束缚决裂，具有粗朴的民主精神思想。
可是，嗣同虽反对封建理论，却不敢同孔教真正决裂；他咒骂君主专制，却为拥护光绪帝变法卖力。他虽慷慨激昂，仍然逃不出被织成蛛网一样的封建势力的束缚。
这本《仁学》的哲学书，实际上是儒家、墨子、老庄、佛学和西学的糅合，渲染得更多的却是先验论和神秘主义。嗣同拿“以太”一词作为他的哲学术语，说万物都有知觉，都有灵魂。他既然把“以太”认为是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物质而精神的混合物，这就抹杀了物质和精神的界线。这种神秘哲学，很容易把人引入迷宫。
另一方面，嗣同强调“五伦”中，朋友之伦，要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来得重要，因为从“平等”、“自由”和“节宜惟意”来说，惟朋友之间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他说宇宙原理的“以太”亦即“朋友之道”，“仁”亦即“任侠之道”。他呼吁应该把“朋友之道”组织起来，他就把它定名为“学会”，就像基督教会一样。
用现代话来给它诠释，嗣同的朋友之道也就是今日所谓“同志”；他的仁，也就是今日所谓“同志爱”；他的学会，也就是今日所谓“党组织”。谭嗣同多少已经按摸到时代的命脉。
翌年，1897年，亦即戊戌变法的前一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惟一倾向变法的封疆大吏。这一年，调任湖南按察使（省的刑法官）的黄遵宪和学政（省的文教官）江标的后任徐仁铸，都赞同变法。陈巡抚就邀请嗣同回湖南，办理学堂、学会和报刊，梁启超也应约同来。十月，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梁启超担任“中学”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等担任分教习，另有“西学”总教习，蔡锷就是这时候收进来的学生。
梁启超以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原则为蓝本，制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设经学、子学、史学、西学等课程，是从旧式书院到新式学堂的过渡形式，也是作为科举、八股的对立物产生的。当时，湖南就发生了新旧的冲突，守旧派的领袖岳麓书院山长（院长）王先谦，和别号“叶麻子”的叶德辉，就起来攻击新派。说梁启超宣传不要父母、不要君上的邪教，要把他驱逐出境。
顽吏阻挠，皇帝召见
在谭嗣同、唐才常的积极策划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2月，“南学会”成立。南学会是康有为在北京所创强学会的继续和发展，规定由地方有威信的士绅十人担任会长，再由这十人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朋友的介绍，每州每县招收会员三到十人。总会设在长沙，各府厅州县设分会。讲论是会中的主要活动，每月四次，由黄遵宪等主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内容。听讲的人空前踊跃，凭单听讲，往往“人尚未来而坐已满矣”。
这种情况，反映了湖南人追求新思想的愿望，很想从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当然又发生了新旧的冲突，王先谦曾先起来攻击南学会是宣传“邪说”，散布“淫词”，宣布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樊锥的罪状，是“背叛圣教”、“惑世诬民”。把樊锥和皮锡瑞逼离湖南。
报刊方面，先是学政江标已在长沙创刊《湘学报》，正式名称叫做《湘学新报》。此报的宗旨“不谈朝政，不议官常”，专门讲究实学。但基本态度上赞成康有为的说法，是昭然可见的。同年三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创办《湘报》（日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刊载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论文，主张“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认为只要“利之所在，听民自兴之；害之所在，听民自去之”，就可以使旧法逐渐解体，新法逐渐推行。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湘报》所载的文字有“煽动人心，犯上作乱”之嫌，写信给巡抚陈宝箴，要求加以约束，可见洋务派仍然不放过这种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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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4）
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的6月11日，光绪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8月29日光绪帝又命令严复、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来京晋见。嗣同因生病，延至9月才赶到北京，光绪帝召见他，叫他凡认为应变的事，随时条陈。
9月5日，光绪帝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当时被称为“军机四卿”。四个人中，刘光第是由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的，杨锐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只有谭嗣同是自己走出来的维新变法的积极人物。
觉悟一死的侠士气节
谭嗣同应召赴京前，和他爱妻分别时，曾作一首《留别内子》的诗，诗后缀以数语，这一诗一跋，有如遗嘱，后来真成语谶。
诗曰：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跋曰：
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
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惟必温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
嗣同曾从杨仁山学佛，其夫人亦知佛法，十九岁结婚，谭嗣同像
今年三十四岁，正好十五年，故有“十五年来同学道”之语。跋中劝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正指他的庶母而言。从诗中可以看出夫妇恩爱之情。烈士多有一对恩爱夫妻，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令人读之悲从中来，谭嗣同的《留别内子》诗亦复同然。
侠士的气节，就是不成功便成仁。这位戊戌政变的侠士，壮烈牺牲的过程可分一先一后。后者已在前头述出，也就是嗣同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东游，嗣同不听，再四强之，反说出“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语。卒不去，故及于难。
先者，则是九月十八日夜间，嗣同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袁的寓所）。他把维新变法的惟一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他对袁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梁启超《谭嗣同传》）
袁世凯在9月20日见过光绪帝后，当天晚上，即把谭嗣同的策划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过一天，西太后囚禁光绪帝。再过两天，也就是9月22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才被逮捕。可见，从事发到被捕有两天之隔，当然有充裕的时间可让嗣同避难逃亡，躲过杀头之祸。从这个先后过程看来，嗣同是觉悟一死的。
赋诗狱壁，从容就义
《儿缆船并叙》诗中，嗣同自比“十龄儿”，把危急存亡的中国比作“濒覆之舟”，“惶惶船中人”当然指的是光绪帝和保皇派的维新人物，维新变法救中国就是“曳入港”，而“逆风”难道不是荣禄等保守顽固的后党吗？十岁的小孩，力量有限，在狂风破浪中，为拯救惶惶不知所措的船中人，逆风曳船入港。最后使劲拉紧船缆，这个小孩的双手被缆倒曳，肉随缆去，他的小小双手惟见白骨，多么凄惨！
嗣同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政变一起，为拯救维新的一班人，拉紧袁世凯不放，可是袁世凯告密去了，他自己便被捕送到西市菜市口斩首。人间悲剧，莫此为甚。
谭嗣同等六人，从被捕到西市斩首，仅有六天。六日狱中情况，有黄秋岳的《花随人圣盒摭忆》的记述：“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
和嗣同同狱的林旭，在狱中时作微笑。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说：“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刘光第见听到传呼，就提犯人出监直奔西南角门，乃大愕，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这六人被斩首，就是“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最为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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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5）
旗帜矛盾的唐才常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梁亡命。唐才常这位谭嗣同的同学挚友，便遵守他的遗命，挺身而出，效法唐朝徐敬业###武则天那样，举兵###西太后，欲把囚禁中的光绪帝解救出来。这就是1900年8月，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几省，发动的自立军起事，结果事败被杀。
唐才常在政变前，他的至友谭嗣同在京做了军机章京，便应邀前往北京参加新政机要。唐才常正要北上，刚到汉口，就听到政变发生，谭嗣同牺牲。他非常悲恸而义愤，折回湖南处理一些事务后，便东渡日本。与康、梁会商，决定联络长江两岸的会党，起兵勤王。他还和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取得联系，以反清为出发点，欲意走上“殊途同归”。
1899年，也就是政变后一年，湖南时务学堂同学林圭留日回国，在上海设立“正气会”，作为策划起事的机关。唐才常加入正气会，在正气会宣言中，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竖起反清的旗帜；但却坚决拥护光绪帝的重登帝位，主张“君臣名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