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江苏省在当时施行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只是奉命办事。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只属中等状态，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称「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对北京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又留有余地。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害民伤财且毫无功效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数目也远较其它省份少。江苏省国家权力在大跃进期间的扩张只是全国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大跃进虽为一场乌托邦运动，但在落实、巩固、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的空想乌托邦虽未能实现，但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1960年下半年后，大跃进的狂热已逐渐降温，然而政治运动的快车并未减缓速度。1960年5月，新一轮「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又在江苏各地掀起……在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力量笼罩一切，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到了20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划时代的转变，社会逐渐挣脱国家的控制，开始成长发育，才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10。历史真实与鞍钢宪法的“政治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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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毛时代的「积极¤值」，再配之以其它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提出，「只要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毛的思想中的确有许多有待发掘的积极因素」，他并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狻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很大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迳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这类以理想化的态度看待过往经验的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它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概念赋予鞍钢，并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是由一个百馀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138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干部，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被精简为119人。该厂的「两参一改」具有十分质朴的特色，干部参加生产仅是做生产辅助性劳动，干部下车间劳动主要是顶替那些请病事假的工人。此举仅是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被上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高层次，更没有人已意识到这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经验不久将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模式。
成记面粉厂的「两参一改」被推出后，很快，陕西庆华工具厂的「两参一改」经验也问世了。与只有百馀人的济南成记面粉厂不同，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至1958年，仍有苏联专家在该厂工作。庆华工具厂推出的「两参一改」不再是成记面粉厂的干部顶班劳动一类低层次的「生产中心主义」，而是破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的「右倾」观点，大胆地向苏联专家确立的工艺流程开刀，从而焕发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了起来。
陕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一改」的充实和发展，使得这个先进经验日趋成熟。到了1958年12月，「两参一改」已正式上升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首先贯彻这项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工厂。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工厂就开始推行「两参一改」，至11月，厂党委根据放出的30；700多条建议和意见，制订了「彻底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案」。其主旨是全面落实干部参加生产的措施，将原先占全厂职工总数8％的干部下降到3％。
从济南一个百馀人的公私合营小厂孕育出的「两参一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事实证明，它是毛的主观理念强力引导和催生的产物。1958年，毛号召政治挂帅、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同年，在毛的推动下，全国各大中企业全部废弃一长制，改行「党委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大破苏联专家确定的生产工艺流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个「党委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成了毛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正因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具有如此鲜明的毛的个性色彩，苏联方面立即表现出不快和排斥。
苏联专家对大跃进期间工人技术革新的¤值极表怀疑，陕西某厂工人在短期间提出几十万条合理化建议，苏联专家无动于衷，甚至「捂起耳朵直摇头」，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大多是为提而提，流于形式。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工人自行检验产品可以保证产品质量，他们对中国报纸上宣传的「提高工效几万倍」更是嗤之以。
苏联专家和在华的苏联人对中国方面赋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巨大意义也极不以为然，他们根本不认为此举有助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针对苏联专家的怀疑与指责，有关部门进行了检讨，得出的结论是：专家的思想偏差和中国同志「对专家的政治工作没有政治挂帅有关系」。饶有意味的是，大跃进时期，在鞍钢的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多，难道鞍钢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置身于外？
二、
在50…60年代初的中国大型企业中，鞍钢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大庆油田以后取代了鞍钢的地位），堪称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龙头老大。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派出数百名苏联专家随秘密访苏的刘少奇抵达东北，其中大部分的苏联专家被安排在鞍钢。
「一五」期间，是鞍钢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共中央出于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安排，把钢铁等重工业列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位置。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式工业管理模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生产基地。
苏式工业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的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的制度。由于鞍山市的主体部分就是鞍钢，因此，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同时兼鞍钢党委书记和经理，在党的关系上，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直属中共辽宁省委导，但北京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和国务院的冶金部都对鞍钢有十分具体的业务指导关系。
在整个50年代，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象征，甚至吸引了一些文艺家选择鞍钢作为他们的生活基地。著名女作家草明在鞍钢落户十年，挂职于某钢铁厂任党委副书记，于1959年写出配合政治斗争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四川作家艾芜也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并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今天的人们也许早已遗忘了这些作品，但它们却是那个时代鞍钢生活的某种写照。
1958年，北京号召「以钢为纲」，「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雄心勃勃，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鞍钢工人也全力以赴，要为钢铁元帅升帐作大贡献。但是大炼钢铁的基调是土法上马，搞全面开花的小土群，而鞍钢是特大型现代化企业，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增产、增效、厉行节约、降低消耗上面，这样，在大跃进第一阶段的1958年，鞍钢没有产生甚堋轰动全国的「先进经验」。
在你追我赶，每天都有先进经验爆出的大跃进年代，产生不出先进经验就是保守、落后、右倾。鞍钢虽然不能搞小土群，但还是有其它潜力可挖。1958年，鞍钢在工人中普遍开展了「献工」、「献点」活动──就是动员工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改变工时制度和休息制度，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但这也谈不上是甚堋「创造」，因为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厂矿的工人都普遍加班加点。于是鞍钢党委只能另辟蹊径，创造出一套具有鞍钢特色，既能与大跃进精神相适应，又能体现出产业工人政治觉悟的新经验。就在这时，传出上海求新船厂等企业「工人自动要求取消计件工资」的消息。受到这些消息的启发，鞍钢党委迅速在各厂矿发起是否取消津贴的「大辩论」，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