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第35部分

　　机关、学校、工厂、街道普遍建起了培养小球藻的水池，城市居民更是利用家中的瓶罐，培养小球藻。许多家庭让孩子每天在餐前喝一两勺小球藻水液，相信小球藻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实际上，这只是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中人们的一种预期心理，与科学原理毫不相干。
　　在大办小球藻的同时，北京市还发明了一项“大白菜快速生长法”，将大白菜的疙瘩、带心芽的菜根，栽在盆子里，据说在15度的室内气温下，能较快地生长成菜。
　　在各类代食品中，比较具有实际效用的应是“人造淀粉”。所谓人造淀粉，就是将经过整理的秸、根、叶、茎、球等磨成粉状，通常将其混入玉米面、高梁面，做成馍或窝头，食后胃腹部有某种充实感或肿胀感，而不象饮了小球藻液后那样虚无缥渺。＇38＇
　　四、组织、意识形态与代食品推广
　　代食品推广运动是在各级组织的精心布置下全面展开的。1960年下半年后，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头等大事，在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和公社食堂的大框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运用常规的政治动员方式，全力贯彻中央关于瓜菜代的措施。
　　各级党委纷纷制定采集代食品的指标，各省都向中央汇报了采集代食品的预期数目。1961年初，青海省提出两项承诺，农民口粮全年人均不得少于180　斤；在1961年8月底生产人造肉、小球藻干粉300万斤，叶蛋白1500万斤，人造精制淀粉2亿斤。1960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对1961年1至9月的全区农民生活作出安排，力争每人口粮达到120斤，每天2两干淀粉（代食品）。＇39＇湖北省崇阳县发动群众2。5万人上山采集野果。中科院昆虫所在短期内搞出可食昆虫1200多斤，并将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即，“采食昆虫是补充营养的一种途径。”＇40＇
　　在各级政府的全力推动下，人造肉精的商业性生产取得很大进展。据轻工业部、商业部、化工部不完全统计，到1961年4月15日，已生产人造肉精干粉　479吨，其中轻工部第一批试点厂济南酒精厂、沈阳啤酒厂等十个重点厂生产了446吨。从1961年3月起，天津全市已在17个二级饭馆出售人造肉炒菜。云南省用小球藻液70吨，生产冰棍、稀饭、汤供应市场。
　　黑龙江、吉林、辽宁十个市已供应195万斤人造成型肉。四川省铜梁县利用代食品生产糖果33万斤、糕点19万斤，还供应叶蛋白汤圆、小球藻羹汤、肉精水饺。＇41＇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还用召开“吃饭大会”或“节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形式宣传代食品的优越性，消除党内外干部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的“模糊认识”。
　　推广代食品的关键是干部，然而不少干部在推广代食品问题上却表现消极。他们先是对“绿水”（群众称小球藻为绿水）可以代替猪饲料表示怀疑，以后更不相信可为人食用。河北省隆化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的布置，召开推广代食品的“吃饭大会”，将榆树叶、檞树叶混入玉米面做成窝头，让全县五级干部集体食用。＇42＇地处西南的四川省纳溪县也曾召开过“吃饭大会”。县委书记要炊事员做了十几样代食品，让全县干部品尝，并大声问道，“代食品好不好？”　参加吃饭大会的县社干部，只有少数人大声称“好”。＇43＇
　　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科研部门与宣传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跃进浮夸风重灾区河南省，在宣传代食品优越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该省科研部门对玉米皮、红薯秧的“营养成分”作出鉴定，其结果是：
　　玉米皮：含水分7。09％，蛋白质3。92％，淀粉33。36％，糖1。62％，粗脂肪0。44％
　　红薯秧：含水分39％，灰粉1。84％，淀粉63。17％，
　　最后的结论是，玉米皮、红薯秧质量很好，适于人体食用。＇44＇
　　湖南省电力学院发明了用稻草粉和面粉各半制成的馒头，声称“经过医学院的化验，营养价值超过北京标准面”。湖南、四川、广西还将石灰水煮稻草再研制成粉，声称稻草的淀粉量达到30％至80％，并将这种淀粉起了一种学名，曰“稻草淀粉”。＇45＇在1960年11月后的一段时期内，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将代食品的“优越性”推到了极致，“甚至说得比真粮的营养价值还高”。他们说，双蒸饭易于消化，更易于发挥食物的营养价值，是对人类膳食结构改革的重大贡献；小球藻、精制淀粉则不含胆固醇，有益于防止心血管疾病。
　　尽管宣传媒介将代食品和双蒸饭等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但各地不时传来群众误食代食品导致中毒的消息。1960年4月，中央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禁止宣传苍耳子。此前河南省兰考县群众5900余人误食苍耳子，致使1100余人中毒，38人死亡。在此前后，各地农村因误食有毒植物中毒死亡的事件接踵发生。5月，山西省3800人吃苍耳中毒，54人死亡。
　　各地农民还因吃了腐变的蔬菜，患了青紫病。由于中毒现象较为普遍，1960年下半年后，全国各制药厂纷纷赶制解毒剂“60号中药”，随即又开展了防治青紫病的宣传活动。＇46＇
　　在代食品推广运动中，同时进行防治青紫病的卫生防疫工作，显示了意识形态在解释现实问题上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这种矛盾性也充分体现在各地领导干部的公开与私下言论中。
　　作为党政首长，他们在公开场合动员大搞代食品，但常识理性又使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意识形态对代食品的宣传。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就指责过负责代食品生产的北京市商业局副局长：“净出么蛾子（北京土话，指坏主意），叫人吃这个行吗？”他也不满“双蒸饭”，说“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47＇　刘仁讲这些话时，已是1961年。在这年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重又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相连，有关代食品优越性的宣传开始逐渐降温。科研部门对代食品的“营养价值”又作出了新的测定。四川省测试出40种代食品的有毒成分。中科院生理所对橡子粉、稻草的“营养成分”作出检验，结论是基本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最新研究证明，稻草、玉米根、玉米芯、玉米秸营养价值很低，“不能产生热量，不能消化吸收，不适合大量掺食”；而所谓“粗淀粉”的真正淀粉含量只有0。8％至2。96％，蛋白质0。27％…0。6％，将其喂小白鼠，三天内体重下降31％，解剖后发现胃扩大和胃壁变薄。＇48＇
　　在刘仁等作出不公开批评及科研部门在内部重新对代食品作出营养评估时，一般的普罗大众则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代食品和相关政策的不满。
　　学生：沈阳医专有学生说，“勤俭建国真正好，又吃野菜又吃草”。太原市五中、三中、十中的干部子弟拒绝吃野菜，说“那是给猪吃的”。广州大学生“发牢骚”：“形势好得很，为什么天天吃无缝钢管（通心菜）？”他们还“攻击”国家的援外政策是“打肿脸充胖子，瘦狗拉硬屎。”＇49＇
　　工人：在1960年下半年降低口粮标准时，抚顺发电厂工人的主食是用杏条面做的窝头，工人说：“这东西喂鸡，鸡都不吃，可为了装饱肚子，不吃又怎么办呢？”＇50＇鞍钢有些工人说，“过去给地主扛活还管饱不限量呢！”“旧社会不好，鱼虾酒肉都能吃着；新社会好，什么都买不到。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当雇工，也比不上过去的猪狗。”＇51＇
　　农民：上海市青浦县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苦，吃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吃粥。”安徽省宣城县农民不满道，“什么毛主席，比茅缸板还臭！害得我们饭都没得吃。”＇52＇江苏省海安县农村儿童传唱一首歌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53＇
　　高级知识分子：经历过1957年反右运动，绝大多数高知都做到了谨言慎行，但在1960…1961年，中科院仍有一些科学家，因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向组织上提出了出国探亲的申请。＇54＇
　　在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中，城市低收入群众的不满最为突出。从1961年11月15日起，全国各省会城市率先执行陈云有关大量生产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以回笼货币的指示。当天北京售出高级点心12。2万斤，高级饼干1。9万斤，高级糖果12。1万斤。高级糕点最高价格为7。6元一斤，最低3元一斤，但数量很少；高级糖果5元一斤，最高16元一斤；高级饼干分4元一斤和5元一斤两种。这类高级食品的购买者虽有一般市民，但大多为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将1960年11月制定的优惠享受副食品供应的范围从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头面人物、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一下扩大到17级以上中级干部。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13级以上高干，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2斤、蛋2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干部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北京市的一般干部讽刺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干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汤的”。＇55＇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对17级以上高中级干部予以副食品补助反映了中央对干部阶层的体恤关心，正式的说法是：“干部是国家宝贵的财产”。＇56＇1962年初，对干部阶层的照顾，除了供应糖豆、肉蛋等副食品，还有其它的形式。在北京，“党中央决定举办17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二是为了让干部得到营养补充。这种学习班带有“保养性质”，“每期两个月”，每天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