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毛再一次发怒：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他。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24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等的一种愤怒。毛不仅精神旺健，身体也极为健康。他象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毛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谨，别无任何其它选择。从1965秋到1966夏，毛采取“剥笋子”政策，先批《海瑞罢官》，继而“揭露罗瑞卿”；再批判《二月题纲》，“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步步向刘少奇逼近。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群情惶惶，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然而毛却渴望壮烈，为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思虑和振奋。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嗡大轰皆流于形式，现在毛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毛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从刘少奇1962年下半年以后的言行看，他在主观上是努力紧跟毛的布署的。1963年后，刘具体贯彻毛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甚至比毛还激进。毛说“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刘则加以发展，说“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权不在共产党的手里”，刘还为这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三分之一的政权”做了性质判断，称其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刘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受到毛严厉批评后，从1965起，刘就十分低调，他在重要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对毛的批评照单全收。1966年春夏间，刘也跟着毛批“彭罗陆杨”。
在那几年，毛、刘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并不明显，可是毛为何对刘的不满与日俱增？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刘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但在中国，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例如，我们看不到毛之外的其它领导人有什么“理论著作”，就连号称“理论家”的康生，在建国后也没写过一篇“理论作品”。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2年，为了要从认识论的高度解释困难时期全党犯错误的原因，刘特地把自己抗战时期的旧作《人为什么会犯错误？》重新翻印，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毛迅速作出反映，几个月后，1963年初，毛针锋相对写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如此等等，刘的任何一点和毛相异的观点都有可能被放大，被解读为“离经叛道”。
再有，就是刘少奇有意无意中触犯了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潜规则”。刘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风头太健，当年夏，刘携夫人王光美去了14个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刘则一路开讲“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中共党内，由领导同志坐镇，陪夫人巡回做报告，这是第一次。毛从没这样做过，他最多是在文革前出席观看过几个由江青指导的“革命现代京剧”，周恩来更不会坐镇现场让邓颖超做报告。
更为严重的是，刘在1964年8月初又说了一些“犯忌”的话，诸如：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开调查会过时了，因为基层干部不会在会上讲真话等等。“开调查会”是毛在革命年代所发明的一种工作方法，党内大大小小的干部都知道，如今刘却直言毛的这一套“过时了”，尽管刘说这些话不一定有针对毛的涵意，却极容易造成误会，被认为是“贬低毛”。前几年出版的王力的回忆录提到，当刘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干部大会上说了那些犯忌的话之后，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诉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无疑，江青的这番话对毛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年刘“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150万干部下乡蹲点，刘的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都使毛产生警觉。
老人家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在1965…1966年上半年这个微妙敏感的时刻，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六十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刘可能认为自己为党为国，问心无愧，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刘一步步进入了包围圈。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胀，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声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就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