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齐了再向前走。走到监狱里的时候，押解我们的人正和守监的人接洽，我乘隙偷问章先生：“沈先生怎样？”他回答说：“大概也被捕了！”我听了默然微叹，那样冷的深夜，我实在替他老先生担心。我一面心里这样想着，一面囚室的门已开了，便被关了进去，铁格子门下了锁。
我们三个人分住在三个囚室。我进了囚室之后，虽然已觉得疲乏，却睁开我的好像半瞎了的眼睛，四面仔细瞭望一下，看见这个囚室倒不算小，约有十来尺阔，###尺深，一大半的地位都被一个大床铺占去了，床是用木板搭成的，好像小戏台似的，显然是预备六七个人睡的，虽则这次只是我一个人在里面。囚室里有了这样大的一个床铺，余下来的只是一条狭长的走路的地位。在房的一角，地上有个圆钵头，那大概是预备小便用的。除有一个铁格子的门，墙的高处还有一个小小的铁格窗。天花板的中央有着一盏电灯，射出暗淡的光线。床上有一条蓝布的被窝。我就把这被窝铺在床沿，把被窝的一头卷着一部分当枕头用，便和衣躺在那被窝上面。那段床沿离铁格子门很近，躺在床上看得见门外的暗淡灯光中有安南巡捕来往梭巡着。在孤寂冷静中刚刚睡着，不一会见有人来开铁格子门，把我叫醒，我一跳而起，莫名其妙，巡捕叫我跟着他走，我只得搓搓睡眼跟着走。走出了囚室的铁门，看见章先生和史律师也一同出去，经过了一个天井，转了两个弯儿，到了另一个监狱，形式和前一个差不多，不过在两排囚室中间的那个甬道里装有火炉。那个便装的法国人说着简单的英语，说这里可以比较温暖些。我猜想这也许是出于他们的好意，叫我们迁住在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但是我经这样一迁移，躺在床上却一夜睡不着。自问心境坦白，并没有什么忧虑，但不知道为什么就睡不着。后来直到小窗上透进鱼肚白，才蒙眬地睡了几分钟，忽然又醒了，醒后虽仍躺在床上，从此就睡不着。等一会儿，有个安南巡捕送进两片面包，一个铅碗盛着的热茶。我看那铅碗的里边似乎积满了茶垢，没有喝的勇气；那两片面包倒是新鲜的，我便咬了两口，但因为并不想吃，所以就放在床边。
身上没有了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不过觉得天亮了好久，八点钟何以还不肯来！（因为听说八点钟送法院。）后来他们又把我这个“半瞎子”送到政治部的办公室里，再经一次和前一夜大同小异的问话。等待问的时候，章先生也在那里，我们想说一两句话，立刻被翻译阻止，只得默然相对。问话的时候，各人是被隔离开的。后来我被带着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到一个地方去打手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手印，最初一念是不胜愤怒，但转念亡国奴的惨状更甚于现在的遭遇，为着参加救国而打手印，算什么！手印打后，又被带着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押回监狱里去。等一会儿又被带出来，又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到一个地方去拍照，正面拍了一张，侧面又拍一张。又重新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仍被押回监狱里去。等一会儿又被带出来，又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到一个地方去量身体、面部、手臂等等。又重新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再被押回监狱里去。等一会儿又被带出来，又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再干一番打手印的把戏，据说是再须打一套送到英租界去的。我们是在这一天（廿三日）的下午三点钟左右被解往法院的。在这时以前，我这个“半瞎子”就拖着没有带子的皮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被押来押去。我觉得很有些像做猴戏，我自己被当做一只猴子玩！我继续不断地被押进押出的时候，章先生和史律师也在一起，我们的态度都很从容。
36高三分院（1）
廿三日那天从黎明到下午三点钟（这时间是当时向旁人探问才知道的，我身上没有表），为时不能算久，但是在我却好像过了好久的时候，因为带着一对“半瞎”的眼睛，拖着一双没有带子的皮鞋，下身穿着一条没有裤带常常下落的里裤，踯躅兜转了无数次的楼梯、天井、走廊；走廊、天井、楼梯！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又由囚室里被提了出来，和章先生、史女士同被几个巡捕和法院的法警押到高三分院去。将押出门的时候， 史女士先走，我和章先生随在后面，有个法国人用手铐把我的右手臂和章先生的左手臂套在一起，把锁锁上，所以我们两个人不得不并排走。套手铐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验。我突然被套上手铐的刹那间，在脑际所闪过的奇特的感觉，和第一次打手印时一样，觉得这是使我不胜愤怒的侮辱，但想我所以受到这样的侮辱是因为我努力参加救国运动，我应该把这愤怒转变为继续奋斗的力量。我一面这样想着，一面昂首挺起胸膛大踏步走——虽则脚上拖着没有带子的皮鞋，大踏步是格外费力的。捕房离法院很近，不过离开几家的路。我们出了捕房的大门，走过一段马路就到了法院。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前后拥着巡捕和法警，还有外国侦探，路人都停住脚，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到法院后，和史女士同到待审室里面去。往待审室上楼梯的时候，已有亲友数十人在旁拥聚着等候我们。我们进了待审室后，我和章先生的手铐被开了锁，脱了下来。待审室外面还有一个房间连着，那里有几个法警是被派来监视我们的，但是他们都已知道我们是为着主张团结救国而犯罪的，对于我们表示着很恳切的同情，说：“你们的意思，做中国人的谁不赞成！”法警室的外面便是走进法庭的走廊，门是常常关着，偶然开一下，便有亲友们在外面伸着头遥望着，可是我们还不能见面谈话。他们送进来一包水果和饼干，我们三个人这时都觉得饿了，便吃了一些。在这待审室里，我们三个人都可以随便谈话，各人彼此告诉了前一夜被捕的经过。他们两位都是在深夜三点钟左右被捕的。我们三个人都住在法租界，所以都被捕到法捕房来。等一会儿，由外面传进的消息，说前一夜在公共租界被捕的沈、章、王、沙四先生于当日上午十点钟经高二分院开审后，于当天十二点钟即由各人的律师保了出来。我们听了，都觉得快慰。正谈论间，法警室的门又偶然开了一下，章先生瞥见沈先生在门外笑着举手向我们招呼，章先生即对我们笑着欢呼：“沈先生来了！沈先生来了！”我赶紧转眼看时，门又关了，我虽看不见沈先生，但是想到沈先生自己午后才被保出，就不顾劳瘁地跑来看我们，是很可感的。
我们三个人等到四点多钟才开庭。张志让和唐豪两律师代表章先生、史女士辩护，孙祖基律师代表我辩护。先由待审室里提史女士去问，其次提章先生，最后提到我。出席的除一个审判长、两个推事、一个检察官和一个书记官外，还有一个代表法捕房的律师（中国人）。公安局方面也有一个律师代表出席。我在庭上坦白承认我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因为我深信参加救国运动既是光明磊落的事情，用不着隐瞒。此外审判长对于我的问话，总结起来不外两点：一是我和共产党有无关系；二是我有没有参加煽动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关于第一点，他们所根据的，是我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诸先生共同公开发表的小册子，名叫《团结御侮的最低条件和要求》，和毛泽东批评这个小册子的公开发布的印刷品。这小册子里所主张的是全国团结，一致对外，有原文可按，这里用不着多说；我们公开发表了主张，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批评。检察官当庭就认为这不能作为犯罪的证据。关于第二点，我所做的只是捐了一天的薪水所得，救济在日本纱厂里过牛马生活、罢工后饥寒交迫的中国同胞！就是和我们毫无个人关系的法捕房律师，也当庭宣称，捕房政治部曾经把所搜去的印刷品研究一番，觉得只是爱国的文字，一点没有犯罪的证据，所以不允许公安局移提（即引渡）。结果我们三个人都“责付”律师保出，再交铺保；规定史女士一家铺保，我和章先生各人须有两家铺保。于是我们便于当夜八点钟左右由律师保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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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高三分院（2）
后来有一位青年好友在他给我的一封信里，有一段描写当时的情景：
自从先生的不幸案件发生后，我仅看过你一面。那就是在这事件发生后的当天晚上。当那特区法庭准予保释的消息传出时，鹄立门外静候审判消息的我们，原来每一个脸上呈现着忧虑与焦急的样子，顿时变成了欣慰的神情。你就在那数十亲友的庆幸欢笑的声中，走出法庭。我被兴奋的情绪激动着，几乎要流下热泪来。谁预料到第二天你又再度被押呢？
“再度被押”的情形，下面再谈，且说我出法庭后，就被一部分朋友拥进汽车，直驱觉林去吃晚饭。我这时还带着“半瞎”的眼睛，拖着没有带子的皮鞋，领带也没有，大家都说我的面孔瘦了好多，面色也憔悴得很， 我想这时的形态也许很像上海人所谓“瘪三”了！沈钧儒先生也赶了来，跑进来一见着就两手紧握着我的两臂摇摆，几乎要把我揽抱起来，笑眯眯地好像惊呼似地叫着我的名字，并对我的面孔仔细打量着。他的那样热诚和挚爱的音容，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我看着他的那样满面焕发着的光彩，活泼泼的举动，自己竟不免觉得惭愧起来，因为我自己失眠了一夜，劳顿了一天，这时实在感到疲乏，虽则精神上是怪兴奋的。
这夜我回家好好地洗个澡，很舒适地睡了一夜。
37再被羁押（1）
廿三日夜里在觉林的时候，在座中的朋友已经有人听到消息，说高二分院于当天下午五六点钟又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