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著，在一二十种中选考四种，这就不是临时抱佛脚所能速成的。可是无论如何，要想从工科二年级跳到文科三年级，这在当时好多朋友都认为是太大胆的。我所以不得不这样大胆来拼一下，与其说是我的野心，不如说是因为我的经济力量常在风雨飘摇的境况中，希望早些结束我的大学教育。
我和王先生同住在上海青年会寄宿舍里，两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临考的那几天，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非常紧张。我们都存着非考取不可的念头，因为我们都各有苦衷。王先生立志研究医学，上海除德文的同济外，英文的医学校在当时只有约翰是比较差强人意的。我呢，在当时也觉得要研究英文，在上海似乎也只有约翰是比较差强人意的。可是考试的成败是最难捉摸的事情，所以那几天我们的心里是特别的紧张，差不多每日二十四小时都是时刻在惴惴危惧着的。每天夜里，我们两人都开着“夜车”，预备考试的功课到两三点钟，疲顿得不堪言状。天蒙蒙亮就起来，匆匆盥洗了后，连早餐都没有用，就匆匆出发，同乘电车到静安寺。还早得很，有几十个同往投考的人们不约而聚地步行一小时左右，才到约翰。考大学三年级的只有王先生和我两个人。因为我们所投考的学科不同，所以两个人还是分开来考的，各人都分别到各个有关系的教授房间里去应试。提心吊胆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结果居然两人都被录取了。希望愈迫切和用力愈艰苦而得到的东西，在心理上也愈觉到快慰。我们两人得到投考胜利的消息后，当然是喜不自胜的。
好了，我如愿以偿地踏进约翰了。这样转换了一个学校，在南洋时功课上所感到的烦闷，一扫而光，这是最痛快的一件事。在约翰的教授方面，也有几位是比较可以满意的，例如哲学教授卜威廉，历史学教授麦克纳尔，经济学教授伦默等。虽也有几个饭桶教授滥竽其间，但是我可以不选他们的课程，不致受到什么影响。
我在约翰虽然仅有两年，但也得到很多的益处，尤其是快读的能力。像麦克纳尔先生，他最注重课外参考书的阅读；他所指定的参考书很多，而且要调阅我们的笔记，非读得快，很难交卷，所以我们用在图书馆里的时间不少。约翰在最初受人诟病的是造成了不少买办，或做外人爪牙的翻译，但是我以为学会了英文来做研究学问的工具，却是另一回事。平心而论，对于这个工具的熟练，我不得不感谢我的母校——约翰大学。讲到社会科学方面，这个学校里只是沿袭着美国式的传统的说法，就近代新社会科学的眼光看去，似乎给予学者的没有什么精要的知识，但是近代新社会科学也不是凭空突如其来的，要彻底懂得近代新社会科学的真谛，对于传统学说也需要有相当的明了，所以我这两年的光阴并不觉得是虚掷的。
在约翰时最使我索然乏味的事情，是每晨二十分钟和星期日上午一两小时的“做礼拜”。每日早晨上课之前，全体同学千余人要聚在大礼堂上，校长和教授们便聚在大礼堂的讲坛上，由校长领导着大玩其祷告和朗诵圣经的玩意儿。依例全体都要跪着，幸而除却前两排的同学因为太近于讲坛不得不下跪外，后面的大多数同学坐在一排一排的矮椅上，和跪下的样子也差不多，大家便实行马虎主义，还是堂而皇之地坐着。星期日的上午，不得不坐在教堂里听那个主教的胡说八道，也是一件苦事。抵制的办法只得让他尽管张开他的嘴巴，我却尽转着我自己的念头，这也许是另一种的“走曲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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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深挚的友谊
跨进了约翰之后，课程上的烦闷消除了，而经济上的苦窘还是继续着。辛辛苦苦做了几个月的青年“老学究”所获得的经费，一个学期就用得精光了，虽则是栗栗危惧地使用着。约翰是贵族化的学校，富家子弟是很多的。到了星期六，一辆辆的汽车排在校前好像长蛇阵似的来迎接“少爷们”回府，我穿着那样寒酸气十足的衣服跑出门口，连黄包车都不敢坐的一个穷小子，望望这样景象，觉得自己在这个学校简直是个“化外”的人物！但是我并不自馁，因为我打定了“走曲线”的求学办法。
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关于经济方面的应付，无论怎样极力“节流”，总不能一文不花；换句话说，总不能一点“开源”都没有。这却不是完全可由自己做主的了！在南洋附属小学就做同学的老友郁锡范先生，那时已入职业界做事；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往往到他那里去五块十块钱的借用一下，等想到法子的时候再还。他的经济力并不怎样充分，但是隔几时暂借五块十块钱还觉可能，尤其是他待我的好，信我的深，使我每次借款的时候并不感觉到有着丝毫的难堪或不痛快的情绪，否则我虽穷得没有办法，也是不肯随便向人开口的。在我苦学的时候，郁先生实在可算是我的“鲍叔”。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的学费不够，他手边也刚巧在周转不灵，竟由他商得他的夫人的同意，把她的首饰都典当了来助我。但是他对于我的信任心虽始终不变，我自己却也很小心，非至万不得已时也绝对不向他开口借钱；第一次的借款未还，绝对不随便向他商量第二次的借款。一则他固然也没有许多款可借；二则如果过于麻烦，任何热心的朋友也难免于要皱眉的。
我因为要极力“节流”，虽不致衣不蔽体，但是往往衣服破烂了，便无力置备新的；别人棉衣上身，我还穿着夹衣。蚊帐破得东一个洞，西一个洞，蚊虫乘机来袭，常在我的脸部留下不少的成绩。这时注意到我的情形的却另有一位好友刘威阁先生。他是在约翰和我同级的，我刚入约翰做新生的时候，第一次和他见面，我们便成了莫逆交。他有一天由家里回到学校，手里抱着一大包的衣物，一团高兴地跑进了我的卧室，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件棉袍，一顶纱帐！我还婉谢着，但是他一定要我留下来用。他那种特别爱护我的深情厚谊，实在使我一生不能忘的。那时他虽已结了婚，还是和大家族同居的，他的夫人每月向例可分到大家族津贴的零用费十块钱；有一次他的夫人回苏州娘家去了一个月，他就硬把那十块钱给我用。我觉得这十块钱所含蓄的情义，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巨款所含蓄不了的。
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救急不救穷”，就个人的能力说，确是经验之谈。因为救急是偶然的，临时的；救穷却是长时期的。我所得到的深挚的友谊和热诚的赞助，已是很难得的了，但是经常方面还需要有相当的办法。我于是开始翻译杜威所著的《民治与教育》。但是巨著的译述，有远水不及救近火之苦，最后还是靠私家教课的职务。这职务的得到，并不是靠什么职业介绍所，或自己登报自荐，却是和我在南洋时一样，承蒙同学的信任，刚巧碰到他们正在替亲戚物色这样的教师。我每日下午下课后就要往外奔，教两小时后再奔回学校。这在经济上当然有着相当的救济，可是在时间上却弄得更忙。忙有什么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向前干去。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只有常在夜里“开夜车”。
后来我的三弟进南洋中学，我和我的二弟每月各人还要设法拿几块钱给他零用，我经济上又加上了一点负担。幸而约翰的图书馆要雇用一个夜里的助理员，每夜一小时，每月薪金九块钱。我作毛遂自荐，居然被校长核准了。这样才勉强挨过难关。
毕云程先生乘着汽车赶来借给我一笔学费，也在这个时期里，这也是我所不能忘的一件事，曾经在《萍踪寄语》初集里面谈起过，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深挚的友情是最足感人的。就我们自己说，我们要能多得到深挚的友谊，也许还要多多注意自己怎样做人，不辜负好友们的知人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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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苦学时代的教书生涯
我在做苦学生的时代，经济方面的最主要的来源，可以说是做家庭教师。除在宜兴蜀山镇几个月所教的几个小学生外，其余的补习的学生都是预备投考中学高级的。好些课程由一个人包办，内容却也颇为复杂。幸而我那时可算是一个“杂牌”学生：修改几句文言文的文章，靠着在南洋公学的时候研究过一些“古文”；教英文文学，靠着自己平日对这方面也颇注意，南洋和约翰对于英文都有着相当的注重，尤其是约翰；教算学，不外几何和代数，那也是在南洋时所熟练过的。诸君也许要感觉到算学既是我的对头，怎好为人之师，未免误人子弟。其实还不至此，因为我在南洋附属中学时，对于算学的成绩还不坏，虽则我很不喜欢它。至少教几何和代数，我还能胜任愉快。现在想来，有许多事真是在矛盾中进展着。我在南洋公学求学的时候，虽自觉性情不近工科，但是一面仍尽我的心力干去，考试的成绩仍然很好，仍有许多同学误把我看做“高材生”，由此才信任我可以胜任他们所物色的家庭教师。到约翰后，同学里面所以很热心拉我到他们亲戚家里去做家庭教师，也因为听说我在南洋是“高材生”；至少由他们看来，一般的约翰生教起国文和算学来总不及我这个由南洋来的“高材生”！我慨然担任家庭教师的职务，为的是要救穷，但是替子弟延请教师的人家所要求的条件却不是“穷”，仅靠“穷”来寻觅职业，是断然无望的。我自己由“工”而“文”，常悔恨时间的虚耗，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无意中不无得到一些好处；还是靠我在读工科的时候仍要认真，不肯随随便便拆烂污。
在我自己方面，所以要担任家庭教师，实在是为着救穷，这是已坦白自招的了。（这倒不是看不起家庭教师，却是因为我的功课已很忙，倘若不穷的话，很想多用些工夫在功课方面，不愿以家庭教师来分心。）可是在执行家庭教师职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