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回首"文革"- 第1部分

文艺方面的调整（1）
第三次文代会召开的时候，国家已经发生了困难。在困难中，大家感到有些事搞得过“左”了。经济方面是这样，文艺方面也是这样。１９６１年，###着手调整、文艺处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听取文学、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意见，感到文艺工作管得太死、太乱，存在简单粗暴的现象，双百方针贯彻得不好。当时各方面都在制定条例，例如，科学界搞了十四条，大家说好，有利于克服“左”的东西。于是，我们也起草了文艺工作十条，作为克服文艺工作“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文件。
　　１９６１年６月，###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几百人参加了会议包括部分党外人士。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讲到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
　　会议提出纠正文艺简单地配合政治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大跃进”时表现得特别严重。“大跃进”时，有人批评说，取消文工团是错误的。这是不了解历史。全国解放，我们进了城，少奇同志提出，文艺工作要占领剧场、电影院，必须专业化，不能继续采取文工团的形式，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大跃进”中，把这些又否定了。戏剧学校不上课，把学生拉出去，组成文工团演出，以为只有这样配合政治运动才是为工农兵服务，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文艺十条纠正了这种简单的片面的认识。十条指出，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各种题材、各种风格都应该欢迎。在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文艺工作者热烈欢迎“十条”，有人说，要把十条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后来又反复修改成为八条。
　　但是，这个文艺工作条例迟迟没有发下去。为什么呢？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文件右了。陆定一同志对这个文件就表示怀疑，多次说“拿不准”，怕的是文件发下去后，文艺工作又走向另一极端。后来是在周总理、陈毅同志的催促下才发出去的。有一次，在西花厅，周总理问，为什么还不发出去。我回答说，还有分歧。总理很不满意。１９６２年，从广州会议归来，周扬要我拿出八条，最后修改一遍。当时陆定一不在北京，交给陈毅同志看过，陈毅说这个文件是成熟的。终于１９６２年4月发出。文件是以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发出的，中央加了批语。
　　１９６２年１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在七千人大会的气氛中３月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会前，总理在紫光阁召集了一个小会作准备。
　　２月１７日，总理在紫光阁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康生最善于投机。他利用纠“左”的时机大肆宣扬什么戏都可以演。紫光阁的会议，他参加了，他提倡演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完全是一些黄色的、情调低级的戏。他提倡演“十八扯”，特别是提倡演鬼戏。他让赵燕侠演《李慧娘》，说没有鬼他就不看。
　　广州会议是由剧协、文联出面召集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段是齐燕铭同志主持的第二段是我主持的。原来的想法，会议要引导大家谈创作，不去发牢骚。但是，会一开起来，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在广州举行的还有一个科学工作会议。两个会，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参加了。他们的意见，还是要让大家讲话。因此，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出气”。把一些没有与会的人，如海默等，也请来了。会开得十分活跃，大家很高兴。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批评了文艺领导中的简单粗暴现象，批评得很尖锐，澄清了许多是非。他针对文艺批评中的粗暴现象说：洞箫为什么不能横吹！还说他的报告录音可以拿回去放。对《洞箫横吹》和《布谷鸟又叫了》的批评，是大家议论很多的问题。为了参加会议，我读了《布谷鸟又叫了》，并看了一些批评文章。剧本是有缺点的，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完全不讲道理，离开剧本，强词夺理，罗织罪名。我最后讲了话，作为会议的总结。这次会着重批评了文艺批评和领导工作中的粗暴现象。我在总结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并请叶以群把我的上述意见带回去转告姚。也许，从此我就得罪了姚文元。在创作方面，会议提倡多样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写，但强调话剧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老舍在会上谈了戏剧语言问题，黄佐临谈了戏剧导演问题。
　　

文艺方面的调整（2）
会议开得不错，对戏剧创作起了促进作用。会后出现了许多好剧本。
　　１９６２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在周扬领导下，由张光年、袁水拍和我起草了一篇社论，主要观点是周扬的。社论的题目是：“文艺要为最广的人民服务”。社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像题目指出的一样。“文革”中，这篇社论被打成“鼓吹全民文艺的毒草”。现在看来，这篇社论的观点没有什么错误。
　　对于周总理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这件事，党内是有分歧的。陆定一是不同意的。在１９６３年召开的一次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长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大的争论。负责这次会议简报工作的同志，思想也比较“左”，同定一的观点相一致。在工作方针上，###过去就有争论。有一个时期，有人说###的工作就是抓阶级斗争，如果抓业务就是错误的。还曾有过一种说法：乔木主张###只抓业务，不抓阶级斗争。这是误传。在这次会议的一期简报中这样写道：“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赫鲁晓夫的观点。”很明显，这个简报的矛头是指向总理的。总理是党中央的副主席，陈毅是政治局委员，他们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摘帽子，当然不是个人随便说说的。张子意同志发现这个简报后当即扣下，没有发下去。这次会议的简报还反映了一种错误意见，说什么###有三条线：一条是周总理、陈云，抓文艺；一条是康生，抓理论工作；一条是陆定一，没有什么可抓。
　　总理知道以后很生气。总理一般不参加书记处的会，可是，在１９６３年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中总理突然到会，很激动地讲了一番话。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我首先讲的，列宁早就讲了，少奇同志也讲过，我讲了为什么就不对呢！
　　

关于两个批示和文艺整风（1）
经过调整，局面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到１９６３年又发生了逆转。
　　国际上，同苏联的斗争深化了，国内正是八届十中全会之后。
　　也正是从１９６３年开始，江青插手文艺工作。解放之初，江青在###当过半年文艺处长，以后就生病了，长期没有做事。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江青到了###，就发号施令。她召开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定一同志也不好顶她。她的野心是逐步扩张的。她想先抓###（文艺）、北京、上海，然后抓全国。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她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顺当。柯庆施投了这个机，靠上了江青。靠上江青就等于靠上主席。张春桥很早就充当了江青的走狗。江青每年都要到上海，联系人就是张春桥。上海市委其他人想见江青很不容易。
　　听石西民同志说，他想见江青也很不容易。
　　１９６３年4月，###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主要是为了批判“苏修”。当时的气氛是很紧张的，参加会议的人控制得很严，同苏联有丝毫联系的人都不能参加。上海市的叶以群本应出席会议，但因他以前在塔斯社工作过，就未能到会。又如戈宝权，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会议。在这个会上，争论了关于“大写十三年”的口号问题。这个口号是柯庆施提出的，这次会议以前已经传开了。柯庆施、张春桥主张只能写关于建国后十三年的题材，不能写别的。他们搞的华东戏剧会演，就只能演十三年的戏，不许演别的。北京一些人不同意这个口号。邵荃麟等同志在会上发表不同意只写十三年的意见。张春桥本来没有准备发言，为了反驳，便发言大讲大写十三年的好处。周扬要我总结。我在总结中搞了一点调和。我说，提出写十三年就是写社会主义时期，这没有错误，也应该写，但是不能说十三年以前的就不能写。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都不能反映么？那就太狭窄了。按照柯庆施、张春桥的逻辑，反映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艺作品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作品，连《白毛女》也不算，那么国际歌、毛主席的诗词算是什么呢？
　　毛主席第一个文艺批示（即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批示）的由来是：当时###文艺处搞了一份关于上海举办故事会有成效的简讯，给了江青。江青又交给毛主席。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主席在这个简讯上写了批示，这就是第一个文艺批示。主席的批示不是批给###，而是批给彭真、刘仁同志的。彭真看到批示后很紧张，打电话给周扬和我，要我们到他那里看批示。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因此，１９６4年元旦，少奇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贯彻这个批示。实际上，１９６３年以来，各地都在抓现代戏。几个大区进行了调演。当时，总理也抓这个工作。###、文化部都很重视。江青搞极端，说什么只准演现代戏，不准演古代戏。京剧《红灯记》同江青有点关系，剧本是她推荐的。江青看了沪剧剧本以后，向中国京剧院推荐。
　　

关于两个批示和文艺整风（2）
经过阿甲、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