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5年冬，上海突然发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张春桥曾来北京一次。他打电话给康生，想见面，实际上是想摸底。当时，康生不把张春桥放在眼里，回答说，没有时间。后来，康生突然让秘书通知张春桥，要见。张回答说，飞机票已买好，不去了。可见，张春桥是有恃无恐的。
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打电话问###。文艺处问我，我要他们回答“不知道”，一句话也不要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江青搞的。
当时，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的文章，只有北京不登。江青等十分恼火。这时，江青从上海打电话给我。我是最怕接她电话的，因为声音特别小，像蚊子一样。她在电话里问：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我说看到了。她又问：怎么样？这就很明白了，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来的。
过了几天，北京报纸仍未转载。彭真找周扬、许立群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的问题。我说，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转载，但要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慎重，把按语草稿送给总理看。总理很稳，在按语里加了两句主席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这时，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送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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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1）
《几番风雨忆周扬》写完，引起我再写一篇回忆的兴趣，总题目已经偷得，就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说〃偷得〃，因为这原是别人文章的题目，虽然只是作为副题，终归是〃版权所有〃吧。那是１９７６年夏天，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正紧的时候。批〃三株大毒草〃，其中一株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原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报纸和刊物发表了多少批判文章，机关和学校开了多少批判会，出版社还单独编印了一本《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据说发行达几千万册，其中就有一篇，题为：《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因为它的确构思巧妙。现在看来，如果把批《二月提纲》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那么，批包括《汇报提纲》在内的〃三株大毒草〃，不是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收场锣鼓吗？当然，那篇批判文章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要收场了的，它以为〃文化大革命〃还要好戏连台呢。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HT５Ｋ〗〖GK2！〗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份〃贡献〃。〖HK〗我也感到〃有趣〃，批判者所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呢？恰好，我同这两个提纲的起草过程，都有一点接触，所以我可以确切地说出谁是这两个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
《二月提纲》的主持者，是彭真；〃炮制者〃就两个人，是###的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这是在《五一六通知》和作为通知附件下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明了的。这三个人，或死（姚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迫自杀，直接的原因是在###的批判大会上，并非###工作人员的康生秘书跑来发言，说姚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特务，第二天人们得知，姚于会后的当晚悬梁），或囚（彭到１９７５年才出来，放逐到陕西，许也才出来，在北京，没有工作）。他们与《汇报提纲》，能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
《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或者还应该加上李昌。耀邦和李昌，是刚派到中国科学院去的党的小组成员，是提出《汇报提纲》的负责人；乔木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是主持修改《汇报提纲》的负责人，执笔者多一些，是中国科学院的几个人，包括吴明瑜，还有被政治研究室找去参加修改的几个人，包括甘子玉和我，以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这三位主持者，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执笔者中，也都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除了我。
那么，莫非就是指的我？我不配。无论从职务讲，还是从作用讲，我都够不上炮制者这个格。而且，就算抬举我为炮制者，主持者还缺位，一个人也不能叫〃有些人〃。
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2）
我猜，批判者想指的、想揪的，是吴冷西和胡绳。吴和胡对《二月提纲》是有贡献的，不管这贡献二字打上引号还是不打引号。吴是提出《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中确定设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他们都参加了产生《二月提纲》的那次五人小组扩大会和五人小组关于《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主席的汇报。虽然《通知》和《大事记》最初曾经曲意开脱，说提纲是〃背着〃康生和吴冷西〃制造出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由于这个开脱，康生成了抵制和批判《二月提纲》的〃英雄〃，而吴冷西呢，却未能脱身，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很快被陈伯达的工作组揪出，打倒，挨了批判。从当时的小报上看到，吴挨批的诸多事项中，有一项就是他在《二月提纲》中的〃贡献〃。
但是，吴冷西和胡绳并没有参加《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修改。他们这时已经恢复工作，是以胡乔木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研究室还有几个成员：于光远，熊复，李鑫，邓力群。这七位成员分为两摊，都由胡乔木主持。一摊子管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有于光远和邓力群，他们参加过修改《汇报提纲》的讨论，但没有执笔，也没有主持，是胡乔木主持，并亲自动手参加修改和负责定稿。另一摊子叫〃毛选材料组〃，负责整理毛选第五卷文稿，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他们没有参加《汇报提纲》的修改。把吴冷西和胡绳两位说成是《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不过是〃四人帮〃大批判文章的罗织伎俩而已。我这不够格的，却的确接触过跨〃文化大革命〃两头的这两个提纲的准备。作为当事人，写一点回忆，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具体史实的资料和对当时气氛的描写。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样一篇回忆，大概得写长一些，先把头一部分独立出来，叫做《〈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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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的准备：七个〃攻左庇右〃材料的头一个（1）
在《忆周扬》一文中已经讲到，周扬住院割治肺癌后，在###内许立群于１９６６年１月接手管学术批判的事。据我的观察，许原来并没有要起草一个指导整个学术批判的文件的意图。只是遇到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情，难以处理，就一件又一件向五人小组汇报，请示。在《忆周扬》中我讲了六个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都是仅凭记忆写的。记忆里保留了我所知道的整理这些材料的缘由和背景，整理时的议论、心情和思考，这是从档案材料中看不到的。但是，记忆中总会遗忘一些东西，错乱一些联系，难保完全和准确。根据随《五一六通知》下发的《大事记》：〃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我怎么回忆，也只记起六个，如果这就是七个中的六个，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现在，经过查阅各种材料，包括翻箱倒柜，找出〃文化大革命〃当年自己的交代和搜集的小报，终于弄清楚了。〃七个材料〃中的头一个，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这个座谈会是许立群于１月１７日下午召开的，《人民日报》的王辑、《北京日报》的范瑾、《光明日报》的穆欣、《红旗》杂志的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的李筠、《新建设》杂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吉伟青六个报刊负责人参加，各自讲了情况，提了问题，许立群最后作了归纳和总结。会后许要林涧青和我当晚整理一份简报，林说，这好办，就按你最后讲的整理出来就行了。
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首先表态：大家讨论了如何执行主席指出的要击中《海瑞罢官》中关于〃罢官〃这个要害问题。就是说，前提是执行，是〃跟〃（虽然后来被批判为〃抗〃）。反映的问题是：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这是许立群真正犯难之所在。
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这样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海瑞罢官》问题已经联系到让步政策；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出翦伯赞；对翦、吴的〃历史主义〃的批评又会牵涉到宁可（《新建设》已经收到批宁可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会联系到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十五贯》中对况钟的美化（《十五贯》就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昆曲）〃美谈中的那一出戏）。这也是许立群犯难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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