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质地，其他还能够成立吗？
文明对人的制约力是惊人的。一个古登州人叫王懿荣，就是因为发现了甲骨文而声名显赫的那个人。一般人还以为他是个学者，其实他是清朝的高官，曾三任国子监祭酒。他身为高官却厌倦官场，当时一肚子的好学问没处投放。加上生逢乱世，心里充满了矛盾，不知该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更好。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在这两难之中过完，最后画上了那个惊人的句号。在近代史上，大概登州人，或者说莱国人，最让世人震惊和骄傲的，就是这个大学者大勇士大官员了。这三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多么完美的结合。
当时清廷腐败之极，面貌俊美的好皇帝光绪受制于太后，不能一展抱负。一些有志的知识人对光绪寄托了多少美好的希望，最后却落个失败的惨局，连光绪本人也郁郁而终。王懿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地生存着。当登州一带外寇入侵民生涂炭的时候，王懿荣竟然辞职还乡，与黄县的一个亲戚筹集资金兴办团练，要与敌人决一死战。这在清朝将领多有畏惧的情势之下，一介书生却显示了超人的凶猛。那些办团练的艰苦卓绝，感人肺腑的故事，在胶东一带搜罗不尽。最后的日子来到了：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太后和皇帝都跑了，可是王懿荣等人却进京顽抗，拼死一挣，并提前挖好了一口大井，准备在最后的关头跳井自尽。这个关头真的来到了，他于是写下绝命书，尔后毅然跳了下去。他的妻子随后，紧随的还有大儿媳。
这种忠信勇敢大半来自所谓的“书生”。能够逃脱却甘愿受死的，还有以前说过的谭嗣同。他们这些人可能不仅被后来人看作“书生”，还要看作“书呆子”。连同要求弹一曲广陵散再死的嵇康、唱罢国际歌再死的瞿秋白，都会被看成同一类“书呆子”。然而，人类历史、中华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呆立不动以致于化为顽石和钢铁的人物，这个民族不是太可怜了吗？人类相信和向往一种文明，当然是向往它所具有的伟大力量，这力量大到不可思议，大到让人临死不惧，这才称得上文明啊。
而所有的野蛮人，他们的勇气就是无畏地破坏人类已有的一切文明，内心里百无禁忌。他们的到来，从自然环境上讲，可以在几十年时间里让树木全毁，绿色不再；从社会环境上讲，可以用各种借口杀戮知识分子，可以公开和大肆嘲弄文化，甚至蔚然成风，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以知识为耻。
人类创造了文明，从而生活在这种亲手创造的成果里，这就是一种规范和安全的生存。理想的生存其实应该首先让每个人都成为书生，而后再说其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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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说管仲（1）
（见原书第五章之《商人举贤》）
齐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几个大繁荣时期，有人认为是三次，也有人认为是两次，即姜姓统治的齐桓公时期、田姓统治的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姜太公初封齐地的时候，地域狭小，好在他能够因势利导，与莱国人相处得融洽，尊重他们的礼数和风俗，这才站住了脚跟。齐国建国后与莱国人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争夺和斗争，但主要是做了许多融合的努力，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向周公报告，说已经完成了初步建国。而同时受封的鲁国，却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向周公报告建国。二者建国所用的时间相差悬殊，却并不说明齐国面临的局面有多么简单，实际上倒有可能更复杂。当时占据东部半岛的莱夷族经济与文化都极其发达，渔盐资源丰富，实力强大，远非初来乍到的姜姓政权所能匹敌，所以后者只能走一条沟通合作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确立只是迈向繁荣的第一步，还不能称之为齐国的繁荣。
第一个繁荣期当是齐桓公时期，他终于成为了春秋时期的霸主。谈到齐桓公的霸业和齐国的繁荣，就不可能不谈谈一代名相管仲。可以说没有管仲的才能得到全面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就不会有齐国的强大。关于齐桓公与管仲的恩怨与合作，成为历史上一段有名的佳话。齐桓公曾中过管仲射来的一箭，巧的是这一箭恰好射在了衣服的扣环上，等于是拣了一条命。齐桓公非但不记这一箭之仇，最后在他人的力荐之下，竟然任用管仲为相。后来齐桓公对管仲信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小事情一概由他去料理，自己倒也省了不少心。齐桓公是个有名的淫乐之徒，这样就可以拿出大量的时间玩耍了，把治国理政的一沓子繁琐全部交给了管仲和一个叫鲍叔牙的人。当时他把管仲的地位提得很高，称其为“仲父”，朝内所有事项，只要有人来禀报和请示，他只回一句话：问仲父去。
齐桓公的放任与信任，既解放了自己，又解放了管仲。管仲的聪明智慧不容置疑，从他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步骤上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齐国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去经营的，并最终获取了最大的利益。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往往将一个时期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状况作为惟一的成败标准，所以也就更有理由将齐桓公的政权给予极大肯定。至于齐国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惨重失败，齐桓公后期的惨状，却很少从管仲一手料理的繁荣中寻找原因。其实任用管仲的开始，既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开始，也潜伏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有点像大学者黄炎培所谈到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败亡的种籽是由齐桓公和管仲一路播下去的。
管仲出身商人。他当初与鲍叔牙合伙经商，获利后总要比对方多取一些利益，其他人厌弃这种做法，鲍叔牙就替他打圆场，说他穷怕了，多拿就多拿吧。后来管仲又与鲍叔牙一起从军打仗，一遇到危险就躲到后面，逃得最快，这势必引起其他士兵的怨怒，鲍叔牙又为他找了条理由，说他家有老母，他是害怕自己被打死没人养活母亲。就是这个管仲，不久之后在两个争夺君位的公子之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竟然射了其中的一个，只差一点就把这个公子射死，而这个公子正是后来的齐桓公。可以想见新即位的国君该是多么痛恨这个管仲，而这时又是鲍叔牙为其说情，这才免其一死。鲍叔牙是最了解管仲的人，就是他后来倾尽全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的。
千秋功罪说管仲（2）
管仲的一系列改革不可谓不巨，其重点始终落在发展经济上。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没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就不可能有强固的国防，其他事情也办不好。但问题是获取财富的同时还要有更长远的政治规划、有对社会全局的把握，谋财的手段也要正当。粗鄙的财富既不光彩，也不能保持长久。管仲所倡导的方法睿智而果断，其中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治世良方，它们都属于历史智慧的结晶。所有繁巨的改革计划虽然一时不可尽述，但需要冷静反思的方面也实在不少。
首先是“女闾”的设立。“女闾”就是妓院。在春秋时代由官方公开设立妓院，可以想见是多么大胆的一个举措。而且当时的妓院规模非常大，据记载大约有近两万家之多，按当时稀薄的城市人口和较小的社区规模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历史记载西方最早设立官方妓院的国家是雅典，那是公元前五百九十四年的事情，而管仲却远远走在了前边，至少比雅典早了五十年。管仲设立妓院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充实国库；另一个目的是讨齐桓公的欢心，因为这个淫乱的国君总是难以餍足。第三个目的则是为了延揽人才。管仲认为齐国要兴盛，必须招集一批头脑活络的人士，而凡是这样的人士大多放荡不羁。管仲的改革措施中，规定了布衣可以为卿，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国家施政所需要的人才，一概不讲出身，皆可委以重任。
任何一项重大的变革，都需要一批相应的人才去推行。出身商人的管仲最初在贵族集团中不受欢迎，他必须尽快纠集自己的行政力量。他设置的一项广受注目、令后人大加赞赏的政策，就是“举贤”制度。这是在广大地区展开的大范围的人才搜集活动，并且形成了一个制度：地方官员在每年正月参加朝会时都要做两件事，一是报告政事，二是举报贤能。地方官如果没能按时举荐本地的贤能之才，就要治以“蔽贤”之罪。这就打破了贵族垄断政事的世卿世禄制，为当政者根据实际政策的需要任用官吏，打开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但是通道既宽，行走的人物也就非常驳杂，选取什么样的人，将成为问题的关键。
从管仲设立女闾以及举贤制的操作中，可以想见他获取利益和选取人才的急切。后者当然是为前者服务的，要使自己的政策能够得到有力的推行，就必须拥有一大批这方面的得力执行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大批经营型实用型人才得到了使用，导致了齐桓公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但这繁荣的代价也是很大的，那就是过分张扬了物欲声色，使整个社会的伦理体系遭到了破坏，国家自上而下大面积腐败，拥有无限财富的齐国政权竟然摇摇欲坠，开始崩塌。
思想家和诗人是给民族“镶金边”的人吗？
（见原书第五章之《民族镶了金边》）
我们怀念和想象曾经在半岛地区以及其他地区里生活过的一些人。这是一部分特殊的人物，他们或者特别执着于一种思想，或者有着奇异的幻想，所言所行实在太与众不同了，所以怎么也难以消失，最后也就被记录下来了。有了他们，很久之后或从相隔遥远的地方回望这个地区，首先就会想起他们的言与行，他们的身影。比如孔子孟子，比如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有了他们，有了他们的思想和诗章，这个民族就变得熠熠生辉了，仿佛被镶了一道金边似的。
任何民族都是如此。有人说“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诗是广义的，它也包含了思想与各种艺术门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