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在线阅读-第13部分-3D电子书

　　可是面对奢华的物质，特别是以盛大的韶乐演奏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孔子又不能不为之所动。在这道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屏障面前，多思的孔子似乎没有继续东行的决心了。他有一句流布甚广的名言，即“礼失，求诸于野”。整个中原地区都礼崩乐坏了，哪里还有礼呢？于是要找到佚散的礼，也只有到四夷蛮荒之地了。这有点像今天的学人所倡导的“民间”学说，将再造的生机寄托于边缘，而不是高高的庙堂。依据这个观念，那么莱夷恰好属于四夷之一，那里真该贮藏有孔子寻觅和推行的礼啊。于是我们就更加企盼那辆不倦的木车能够一直迎着海风往东驶下去了。

孔子到底是否见识过齐文化？（2）
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不是因为上述理由的话，那么起码有些现实的因素可能也在阻止他的成行。这就是齐国与东莱境内的一些小国冲突趋于频繁。这些小国各自为政，相互联系松散，但似乎都不愿死心塌地归附齐国。齐国随着自身的强大，对这些小国的威慑也就加强了许多，齐国与它们也就常有打打谈谈的事情发生。为了安全起见，或许有人劝阻孔子和他的弟子不要再往前走了，说那里地区冲突很尖锐，域情十分复杂等等。孔子和他的弟子会考虑这些因素，但他们心中更为明晰的可能还有其他，比如夷人与周礼的关系。他们怎么会相信东夷之东，那个完全的化外之地会有礼的存在？不仅没有礼，就是齐都目前这个花花绿绿的样子，其责任还要东夷人来负呢。那里是幻象频生的怪异不测之地，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但就是没有西周的礼。东夷没有礼的渊源。关于那里的一切，最好还是交给想象，而不是一次实际的探求。让自己的木车在东部最边缘轧上一道辙印，这大概还为时过早吧。
　　于是历史就错过了这样的机缘。直到今天，古登州地区的人说起来还是感到深深的不满足，那就是周游列国的孔子竟然没能于百忙之中到这里走上一趟。这真是历史的大不公。虽然当时齐东地区的莱夷人与周礼没有什么缘分，但这里毕竟靠近大海，而大海可以海纳百川啊；说不定莱夷人能让半生奔波的孔子安顿下来，为他和一群弟子端上一碗鲜美的鱼羹和白米饭呢。他们甚至想象这种当地的莱夷文化与周礼也能亲近起来，一旦这样，二者的嫁接又会生出什么来？有人说其实这种嫁接早就发生了，比如在齐国都城临淄，那里靠近鲁国，孔子的思想比他本人早到了许多年，不少人也会说几句“仁义”，说“礼义廉耻”，可那又怎么样呢？临淄是结合的典范吗？这后一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认可，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齐国的文化与鲁国还是差异巨大的，鲁国的文化就像其国家的弱小一样，在齐国根本就扎不下根来。齐国的一切仍然是以莱夷文化为主导的，它的文化如同它的物质一样，有一个半岛作为繁衍生长的基地，正在源源不断地滋生出来。
　　那一次孔子没有继续东行，一生也就再无机会去看那个海雾弥漫之地了。他年纪大了，再也不宜于远行了，这时正好他的母国鲁国的当政者怀念起他来，让人将他隆重地接了回去，并封他为受人尊敬的“国老”。从此孔子以这个身份多少参与了一些国事，并将大量时间用来阅读和编纂典籍，给我们留下了现在的《五经》。他还在晚年接收了更多的弟子，所有弟子加起来大约有三千多个，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有七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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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谁更强大？
（见原书第六章之《东方与西方》）
　　在当时，人们的地理文化视野还没有充分打开的情势下，东方即齐国，西方即秦国。这二强分别代表了战国时期大戏落幕前的两极。两极文化差异巨大，民俗民风和治国理念一大沓子全都不同。在春秋战国的几个历史阶段中，这两极都有过此消彼长的不同运势，它们各自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起伏伏，一会儿好得称兄道弟，一会儿打得头破血流。国与国的关系，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毕竟是在人性奥秘的大范围之内演绎的。两个国家就像两个人，或交好或反目为仇，都是正常的事情。
　　齐地东抵大海天尽头，而秦国处于最西部，二者相距遥远，它们之间直接摩擦的机会很少。但是挟在二者之间的国家却要频频变动和移位，这些国家的屁股坐在哪里，与东西两个大国干系甚大。所以这两个大国就不能抱定不干涉的信条，也不能不结盟。如果恪守这样的国家原则，不仅不合于现实，而且别人也不会相信。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也就多得不能再多了，一个国家竟然像小孩子一样，说翻脸就翻脸。本来正与齐国好着，中间经一个能说会道的游士劝说挑拨一番，一夜之间就会倒向了秦国。在著名的“合纵连横”时期，那些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的摇摆屡见不鲜，从而也就对东西二极的命运有损有益，最终有了个结局，尽管这个结局来得很缓慢。
　　齐国因为政治经济的格局和独有的东方特征，大海的性格颇重，波浪起伏浩浩荡荡，冲动而夸张，十分浪漫。而秦国地处大平原，背倚山地，深沉内敛，脚踏实地，冷眼向东。比起齐国都城临淄，同一时期的咸阳生活还算朴素，或者干脆说就是简陋一些。这种不同却不完全是经济发达或落后等差异造成的，而同时还包括了文化性格的区别。就是说，秦国咸阳的钱虽然不如齐国临淄多，但就是有，也不会花在那些地方。守住一种清苦和简单，在咸阳的统治者看来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凝聚起一身的精气力量。
　　在齐国歌舞盛宴不断、时有韶乐可闻的时候，秦国的音乐又是怎样的？说来今天的人不会相信，记载中堂堂的君臣宴饮歌舞，竟然是击着瓦罐拍着大腿，和着它们的节拍唱起来跳起来而已。可是这些参加宴会的人感到简陋了吗？非但没有，还照样处于兴奋激越和陶醉之中。按理说奢华之风是极有浸透力感染力的，从东往西一吹，几十年过去，咸阳人也就会扔了瓦罐的。可是事情远没有那么容易，在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一切也就尤其理性整严，农业立国的保守性和坚固性，海风是难以吹进去的。
　　秦国在节制享乐的同时，精力财力也就更多地投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改进农业和加强国防两个方面，用了极大的力量。商鞅是一个伟大的实用主义者，封建理性主义者，考虑问题始终围绕了怎样强大秦国这个中心，从不分散注意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国家兴亡的周期的局部，世界上还有什么会比实用主义更有力量？实用主义的切近性通俗性，都决定了它是最强有力的。特别是它的通俗性，可以使上到君王下到民众的迅速接纳和理解，也就是说大家都想尽快从中得到实惠。对比更辩证更复杂更长远的战略筹划，实用主义的战略和战术成本就要小得多了。
　　实用主义的反面是高瞻远瞩和华而不实，是近利远收和全局筹措，是瞻前顾后和情理双赢。比如同期的齐国正是威宣盛世，奢糜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富得流油并且因此傲视天下，不要说王公贵族，就连跻身临淄城的普通市民都极不谦虚，沾沾自喜，仿佛成了天下最阔绰最时髦的臣民了，其他地方都土得掉渣。这种情形，那个叫苏秦的燕国使者观察后有过一段美文，它将其好好描述了一番，其中有一句说临淄市民：家家都有多年积蓄，财富充实；人人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即所谓的“家敦而富，志高气扬”。有了这样的城市与这样的市民，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就由不得个别智者的筹划了，它会固执地沿着自身的轨道往前滑行，最终到达一个可怕的地方。
　　齐国养士成风，建立有稷下学宫，那里集中了天下各种流派的大学者，又怎么会缺乏满腹韬略和眼光高远的人物？问题是这时候的齐国有了钱也有了势，已经极不冷静了，逆耳之言一句也听不进去。就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大国矗立起来，国中还有一些富可敌国的王公贵族，这些人挟潮流之勇，是很能藐视礼法和成规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不仅孔子不能久留，后来连孟子也要离去，再后来稷下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一一消失了。虽然稷下学宫还在，但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变质了，不过是一个国家的花边、一种用来观赏的点缀品罢了。这时的稷下学宫与刚刚建立的时候，规模上看也许并没有太大的衰减，但内容上却早就掏空了。
　　这期间很快活跃起来的就是那些纵横家了。他们积极在两个大国之间游说，不是主张合纵攻秦，就是设法连横，打破这种联合，以便让秦国各个击破。反正有点像下棋一样，这时对手倒没有看棋的人焦急了，这些人没有观棋不语的雅致，恨不得纷纷上去移动那些棋子。站在齐国的立场上看，那个张仪也就不义了，他本来是魏国人，竟然入秦做相，将许多人辛辛苦苦做成的对秦国的包围圈打破，最后连横成功，让秦国在大国搏弈中胜了关键的一局。在秦国发展扩张的历史上，可能张仪的功勋仅次于变法的商鞅。
　　西方的秦国经历了商鞅的强盛之期，又有了后来张仪的连横功成，已经是一个雄踞西部的不折不扣的大国。而东方的齐国因为远离了秦国与其他诸侯国频频争夺的战场，有了更多喘息的机会，也就迎来了最后一个繁荣期。这种繁荣似乎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奢糜的物质主义也就大肆泛滥起来，如火如荼，达到了空前的境地。就此，齐国也即将迎来一个盛极而衰的历史阶段，走到自己命运的拐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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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强国之道还是祸国之道？
（见原书第六章之《冰冷的实用主义》）
　　终于说到了商鞅。这个因变法而强大了秦国，从而名闻天下的一代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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