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其他一些杰出人物走开的真正原因所在了。
当时的学士和思想家中的深邃人物，并没有什么庸常文人的虚荣气，他们胸怀的当然是实际而高远的目标，是关于社会人生的真学问。这种朴实的施政治理之学，是全面性的思维。这样的思想家与轰轰隆隆的文化学术的形式主义终究是格格不入的。纵观齐国的稷学之兴衰，多么吻合地贴切着齐国的政治和经济。到齐闵王和齐王建时代，稷下先生的声音终于成了君王们的刺耳之言，他们当中的最优异者竟然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进言，最后还要急急潜逃。
稷下学宫历时一个半世纪，而后消亡了。天下于是再没有这样的学宫，当然也没有了它用以立足的齐国。
“大物”时代更需要“大言”吗？（1）
（见原书第七章之《旷世大言》）
人们翻阅齐国的历史，会时时有另一些疑惑在。比如在它经济最鼎盛的时期，恰恰也是稷下先生们最活跃、稷下学宫最发达的岁月。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经济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真的会同步吗？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巧合？或者后者真的需要以前者作为基础？这些问号要逐一回答起来，可能会是一篇篇繁琐的文章，然而这里却又不能不稍有应对，因为它是谁也回避不了的。
至于当年齐国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其间的相互依赖和支持的程度，并不能像一道数学题那样分毫不差地演算出来。但它们之间相互紧密地联系着，这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现代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经济搞好了，可以兴办文化及其他各种事业；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办好文化及其他各种事业，才会有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保持。短期的物质利益倾向、只顾眼前的行为往往是得不偿失，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可惜当代人一旦忙于发展，也就没有几个人会记得住。齐国经过了管子和晏子这一类精明人物的治理，国力增加不少，虽然这中间的几次折腾也搞得精疲力竭，但一经恢复还是欣欣向荣。因为底气还在。有了钱就可以做一些排场的事，如稷下学宫的建立，就是最大的排场。
学宫的规模和学者的数量，宏大的建筑与显赫的阵势，都让人想到了形式主义，想到了一种文化和思想的“大排档”。这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官方的粗放设计，它还需要学者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去填充起具体内容。一种思想和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又怎样化为国民的意识，现实中留下了多少难以洗磨的痕迹，这才是鉴定它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标准。对于文化和思想这一类事物，齐威王父子更看重的可能还是它的花架子，他们宁可往这其中注入自己的内容，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了。
而稷下学派既然汇集了天下最锐利的思想，一切也就由不得君王们的心愿了。齐国国君知道总是搞叶公好龙那一套不行，所以一度也只得听之任之。于是一些旷世大言也就纷纷出笼，它们不仅震响了当时的庙堂，而且还记载于著作流传到久远的后世。如果统计一下，按时间算，可能中国历史上产生振聋发聩的大言最多的，就是稷下学宫时代了。大言逆耳，大言惊心，大言奋民，大言误国，反正怎样理解都可以。不过如果一个泱泱文明古国，回头一看连几句掷地有声的大言都没有，那也太可悲了。而且，在经济腾飞市场繁荣、商业流通变着法儿发达的临淄城，如果没有稷下学宫的“大言”来平衡一下“大物”，那就会阴阳失调，齐国的腐败也就更快了。是的，“大物”的时代尤其需要“大言”。
稷下学人的一些言论说得太好了，有底气，有义理，有可供一代代人穿凿的深度，有耐得住几千年咀嚼的意味。它们放之四海而不显得曲折隐晦，置于私室也足以洞照心灵。这些言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淳于髡、孟子、邹衍、荀子、宋钘、田骈、慎到、环渊、王斗和颜镯、儿说和田巴、季真和接子、尹文和鲁仲连，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由于这些人处于不同的学派，即能够从极为偏僻处发起论述，揭去遮蔽，使各种观念交锋激烈。我们平时说的“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就是这个道理。为了明晰，需要他人充分说话；为了光明，就得不断挑剔。就这个意义上来论，“大言误国”之说是完全扯淡的。“大言”不仅不能误国，相反是“禁言误国”、“小言添乱”。言路通畅，人人平等，绝不能捂着对方的嘴放言。
“大物”时代更需要“大言”吗？（2）
《孟子？滕文公下》记录了一个场景。也就在这个场景里，孟子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他的这段话竟成为中国人立身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华文明中最激动人心、最有感召力的一次言说。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了多少英雄人物和豪言壮语，但像孟子这段话说得如此铿锵又如此真切、如此有说服力、如此切实不浮的，几乎还没有过。当时有个叫景春的人和孟子在一起，对方说到了天下沉浮，连连感叹说：像公孙衍和张仪这样的大外交家纵横家，真是了不起的大丈夫啊！瞧他们一旦发火了各国诸侯都害怕，他们安安稳稳呆在一个地方，天下的纷争也就平息了！孟子对这种浩叹当场给予了驳斥，说：他们算什么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在孟子眼里，一个男人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摇唇鼓舌，跑来颠去搞合纵连横，翻云覆雨，追求富贵，害怕贫贱，屈服于威武，其实是非常可怜的。这种认识，使人看到一介书生的孟子，具有何等的气概，他在权力面前不亢不卑，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理念；他手无寸铁，却耿直坚毅到不可摧毁不可侵犯的地步。这种情形让人想起了他的另一句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样的大言之所以让人不敢滥施妄议，那是因为它正义充盈，无私无隐，更因为言说者的一生行为都在为这些言论做出最好的注解。孟子的一生不仅有出行相随几十辆上百辆华车的显赫，更有迁徙艰难的困窘，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宠辱未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孟子所列举的这些险象与艰辛坎坷，他本人也肯定未能幸免。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这些千古不朽不易的名言，仍然出自孟子。一部《孟子》，尽可阅读一生，其中处处可见大言，这些大言真可以说是“旷百世而一遇”啊，与他老师的老师孔子交相辉映。孔子的语言更简洁涵蕴，孟子的语言则像金属一般振响。圣贤来自千古文明的滔滔河流，如果简单凭好恶来阻拒他们，就好比抽刀断水一样无聊而无功。像现代全球化这等“大物”之年，我们两手空空，除了以“大言”去加以平衡，恐怕也没有更多的好办法了。网络时代的汹汹水流也许有更多的淹没，可是网络在驮载“大言”行走的速度方面，大概也是毫不含糊地高效率吧。
齐国的君王们兴稷下，倡百家，叶公而不好龙，飞龙就可以自由翱翔于临淄街头。君王们不免有好大喜功之嫌，像搞商业批发一样搞起了“思想”和“文化”的大宗买卖。但大思想也需要大舞台，有了稷下学宫，也就有了大思想的汇集，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延续。这是一段囊括了几个君王轮替兴亡的时间，不可谓不漫长。我们在历数一些文化和政治历史事件时，常常发现百年即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大时段，凡事物一旦超越了百年，那就得格外隆重和慎重地对待它了。所以，我们的文化史上必将永远地记住一个名字：稷下学宫。
齐桓公与管仲——永无穷尽的君臣话题
（见原书第八章之《称霸者》）
说到中国的春秋五霸，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齐桓公。因为他的齐国是五霸之首，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又是最早称霸的国家。霸主就是多国会盟时的盟主，是能够以威信和实力号召其他诸侯国的一方。齐桓公是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整个姜姓政权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国君，也是将齐国推向最昌盛阶段的一个国君，他和他的齐国，一直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最好的标本，其中的许多指标极具分析的价值。不谈齐桓公，即无从谈春秋。即便从人性的丰富有趣、从一个人的经历和人生旅程的跌宕奇峭来看，齐桓公也比其他国君更有可议之处。
齐桓公与一般概念中的政治人物不同，即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性格，而是所谓的性情中人，一生充满性格上的冲突和矛盾。他有时老谋深算，有时又稚气可爱；有时斤斤计较，有时又慷慨大方。许多时候像个急公好义的侠士，恨不得时时为朋友两肋插刀，另一些时候却又胆怯自私，畏首畏尾。他在政治生涯中颇为高瞻远瞩，目光远大，可是却失于狭仄的宫廷视野，最后铸成了大错。他一方面胸襟开阔，能任用管仲这样周密敬业的人为相，另一方面却喜好献媚奸佞之徒。
关于他的好色，已经在当时和后来成为广为议论的事情。荒淫无度如齐桓公者，可能不是太多。历史上有一些奇才异能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淫荡之徒；还有些大作为的人，其中有的也怪癖多多，不可理喻。齐桓公就是一个集淫荡与怪癖于一身的有大作为的人物。他在生活细节上荒唐可笑，可是绝不平庸，在愿意认真动脑的时候，甚至可以称为极智慧的人物。从记载中看，他甚至吃过人肉，却并非是那种残忍之极的家伙。如果将他与上下左右的君王们做做比较，他甚至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