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这种对立情绪下，我们看到崇祯后期在用人上只坚持一个原则：杀，再温和一点的就是罢免或换。凡是不合他要求的，一律坚持这个原则。阁臣们发现，走了天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打着明君招牌但更残暴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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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文官倾轧（4）
后人因为崇祯对阁臣的虐杀，多以其残暴刻薄而名之。其实分析明朝建国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自太祖建朝至明神宗的国本之乱，明朝的阁臣制度已经走到了末路，而党争之乱，崇祯心态的转变，不过是这种末路制度的必然体现形式而已。
太祖朱元璋建朝之始，就发现了权力过分集中于宰相一身的弊端，于是借胡惟庸一案，废除宰相，设立六部，形成了六部分权制度，六部各省长直接向皇帝负责，彼此职位相等，并无统管关系。但如此一来，皇权高度集中后又有问题出现了：因为皇帝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能力同时处理各种类型、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务，于是设立内阁，以秘书班的形式为皇帝决策提供帮助。
只是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有本质的缺陷，那就是阁臣的地位较低，只有议事权，没有参政权，对于封疆大吏并无多少震慑作用，于是后来又将各部尚书拉进内阁，成为省长兼秘书班成员的格局，如此一来，前面的矛盾似乎解决，但其实内里是更加激化。这个只要想一想就清楚，内阁虽然多为各部尚书组阁，但按照分权原则，内阁大员与各部的关系是平等的，内阁大学士只是对皇帝负责，有顾问的性质，但并非上下级关系。内阁想要左右朝政，在法理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内阁的决策必须要求阁臣首辅首先摆平各部同等级别的官员，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指责为明不正言不顺，但即使摆平了各部，各部的所有要员都是自己的人了，还是有问题，内阁想要做点事，必须要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行得通，你摆平了所有人，摆不平皇帝也是没辙。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阁臣想要办点事，靠一人之力根本不行，只能利用人际关系，搞制衡战术，这样怎能不结党，不弄权？因为不弄权就办不了事。
这成为明王朝直至灭亡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明朝还有一个完全可以把好皇帝变成坏皇帝，把清正君子变成阴骘小人的制度，那就是“批朱”制度。
所谓“批朱”，相当于现在的盖印。批朱权是皇帝的权利，也是明王朝办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意味着最后拍板，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本该由皇帝完成，后来却落入了内宫的手中。
明朝内宫的司礼监，也是一套秘书班子，所不同的是，这是“生活组”，直接和第一首长接触，与群臣在道义与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但是司礼监却是阁臣意见上情下达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司礼监的工作包括对阁臣奏章进行立卷分类，然后进奏皇帝，再转发下去。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朝的太监会有这么大的权利，。中间的环节全是由太监完成的，哪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卡壳”，这完全取决于太监是否愿意对这件事上情下达。明朝的大多数皇帝，从小在“讲筵”的氛围长大，生下来就得面对四书五经，家国大事，还有那些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阁臣讲师，因此皇帝们对于处理琐碎事务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厌倦，把阅读文件的繁琐事假手太监，乐得自己清静，竟然成了很多明朝皇帝最愿做的事。从明朝的正德皇帝开始，上情下达这个环节就全部掌握在司礼监的手里，甚至最后批朱权都落入他们手中了。国家大事，就这样视如儿戏了。
但对阁臣来讲，这绝不是儿戏。于是，阁臣要想办事，除了要有能力摆平其他各部外，还必须要与太监勾结，这成了要完成一件事情必须要走的程序，反之则事必不成。这方面有最好的例子，就是张居正，他在位十几年，如果不是和内宫中司礼监头领冯保联成一体，政令哪得畅通？这就是明朝官场上的一个潜规则。后来温体仁干倒周延儒，魏藻德骆养性再次干倒周延儒，都是掌握了这个窍门。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明朝，阁臣不弄权，不结党，根本行不通，这不是阁臣道德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内阁与六部的权力问题，是一切党争的根源，本来是为了防止阁臣弄权才定的制度，最后竟然反噬过来，成为阁臣弄权的原因。阁臣弄权，大都源自于与内宫勾结，而阁臣整倒阁臣，同样可以利用这个“内外勾结”的牌说事，张居正死后，就有人指责他勾结太监冯保专权，于是这个名誉本来极为好的人一夜间就成了道德败类。明朝大臣的弄权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勾结内宫，第二步则是打反“勾结内宫”这张牌，两步都同样有效。到了国本之争的时代，籍贯亲疏，个人好恶，亲情乡情，都成了结党的条件，令党争越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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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文官倾轧（5）
制度上的巨大缺陷在崇祯一朝开始充分暴露出来，崇祯不是昏君，他在执政后也发现了这个制度上的怪圈。制度上的弊端导致了群臣以弄权为已事，导致群臣在道德上的空前低下，办事效率上的空前低下，忠诚指数上的空前低下，虽然他一心想中兴国运，但是他自己对这个制度却既无任何修正的本领，也没有完善的对策。在这种挫败感和无力感面前，崇祯把失望情绪转为对整个文官集团的不满和不信任。崇祯没预料的是，在这种对立的状态下，文官集团对皇帝也同样的高度不信任。于是这种对立成为了大明王朝在人事制度上的主旋律。
在这个主旋律的指引下，本应该是国家公仆的群臣一方面纷纷寻找能自保的方式，明哲保身，用一些表面化的东西来欺骗皇上；另一方面则是继续结党营私，来避免随时出现的迫害。崇祯杀掉魏忠贤后的那种君臣一心的局面很快就被君臣离心的局面取代了，至此，高度集权的用人制度的弊端正在一步步的走向顶峰，由用人制度上的失败则导致了国家陷入权利与党争中，办事效率的极端低下，其面临的三大社会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越演越烈，正如人的心脏如果出了毛病，那么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不能再发挥正常的机能一样。对于崇祯来说，这些制度上的死结在一###四年空前膨胀，成为大明王朝帝国轰然倒塌的导火索。
天大地大钱最大（1）
崇祯上台经过了梦想的兴奋期以后，觉得最沮丧的事情不是文官的内斗，而是财政上的匮乏。
任何朝代从由盛而衰的过程中，财政问题都是最关键的问题。经济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前提，无论古今，都是如此。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与钱有关，明朝末年的战争也同样如此。无论是满清还是农民军，攻城陷地，最后的目的都是来掠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流民作乱，是袋中少钱，吃不上饭所致；游牧民族作乱则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财富，争取更好地生存。
明君贤臣都明白一个道理：经济是决定政府是否能健康生存的基础。明朝太祖朱元璋建朝伊始，就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到成祖时代依然走的是“重农抑商”之路，后虽历经战乱，但农业为本的宗旨未变。明朝在财政上第一次大的危机来自明武宗执政的正德年间，当时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财政上出现了较大的赤字，后经明世宗嘉靖一朝，严嵩任首辅间，只忙于弄权，媚上，党争，视人民疾苦、国家经济于无物，终于令得明朝财政一败涂地。
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中国历史少见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上台以后，朝政形势才有所好转。张居正不但精于政务，更是明朝史上少有的经济学家，对于财政问题看得极为清楚。他推行的“一条鞭法”简化税收，用货币来取代实物，不但促进货币的流通，形成商品经济，更限制了官吏巧立名目，巧取豪夺；还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张居正执政以来，明朝的赋税增加，国库粮食充盈，足够全国民众十年的消耗，“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明史·张居正传》）
可惜的是，贤臣如张居正，却没有能碰上贤君。张居正死后，神宗出于对张居正本人的仇恨，开始毫无理智地破坏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及各项改革，不但张居正被他毫无人性的清算了，连带着张居正建立的种种制度也被全部废弃。神宗设矿监，意欲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张居正为明朝所做的努力被逐渐消耗殆尽。神宗在位四十多年不死，这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原社会的悲哀。等到他好不容易死了，他儿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送了命，再换上比他还不如的天启帝朱由校，张居正苦心孤谙的改革彻底没有了后来人。这里也必须看到，阁臣自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了强人。东林党人自称清流，以党争和倒魏为己任，但他们中间，多空谈道德之士，却没有一个真正能把经济放在首位的干才，这些人虽然有清风傲骨，可是和张居正比起来，头脑认识上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崇祯继任后，财政已经千疮百孔，温、周二位首辅上任后，忙于内斗，对于处理财政问题并无良策。同期的另两个大问题：流民问题与关外问题均与当时财政问题有直接关系。
流民问题自万历年间就开始出现，到崇祯年间逐渐升级。一条鞭法破坏以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无地可种，但按名册还要交纳各种赋税。于是农民纷纷逃离土地，成为流民，李自成之流也就应运而生。有关这个问题，在后面李自成章节还要提到。这里先不多述。事实上，流民问题存在多年，解决的途径并非没有：如果明朝有一任贤臣有君贵民轻的思想，肯拿出精力财力赈济灾民，或再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当可顺利解决。可是，面对流民问题崇祯还不得要领的时候，另一个大问题又进入白热化，那就是关外问题。
关外问题同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