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弟子就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如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1241年会葬王重阳时，“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这些数万余人的聚集，对元朝统治者而言，无异是一种强裂的震撼。二是全真教的信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属于丘处机利用成吉思汗赋予的特权，救拔出的战场俘虏、应付不了徭役的平民、因战乱而冻饿街头的流浪者等。在元朝统治者看来，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动摇其统治的隐患。尽管全真教在丘处机之后的历任掌门也都利用宗教为统治者效力，但是其影响和势力，已经超过元朝统治者的心理承受极限。
宪宗年间，亲受成吉思汗特权的丘处机已已羽化登真多年，此时全真教享有的特权，随着丘处机的离去，已临晚霞时分。但是全真教的弟子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劲头十足地打着“三教一家”的旗号，利用特权，占领佛门的寺院，合并佛门，玩得太猛，从而引爆了佛教人士的强烈不满。于是纷纷上书朝廷，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归还寺院。
佛、道矛盾的激化，佛教人士上书朝廷要求归还寺院。为宪宗皇帝蒙哥限制全真教提供了有利的借口和契机。毕竟全真教派被太祖成吉思汗赋予了许多特权，如果冒然对其限制，难免会引来社会甚至于统治阶层内部的不同声音。所以宪宗皇帝利用佛教人士上书朝廷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归还寺院的契机，于宪宗八年（1258年）诏办僧道辩*，这场辩*的结果，宪宗皇帝早已内定。全真道大败，做为全真教弟子占据寺院的理论基础《老子化胡经》，被认定为伪经，列为禁书。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院200余处，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
其时，南宋王朝尚存，要说这一次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尚不足以使其亡佚。但是，除了在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这次焚禁之外，蒙哥的老兄弟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依然沿袭了这种抑制全真教的策，在灭南宋王朝后的至元十八年（1281年）、二十一年（1284年）、二十八年（1291年），《老子化胡经》又先后三次被诏令焚毁，从此《老子化胡经》便告亡佚。
清末，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老子化胡经》残卷（序、卷一、卷二、卷八、卷十等残卷）。
四、“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
尽管《老子化胡经》被焚毁后亡佚，但是“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并没有随着《老子化胡经》被焚毁而去，这种传说虽然几乎无依据，甚至是谬传；虽然令一些佛教人士不服；但是，已经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形成了无法抹去的烙印。已经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影响甚广。如有些火居道士傍着就近佛教的寺院修行；也不被僧侣驱赶；而一些出于民族自尊心的一些僧侣，也研习道教的一些经典；两教之间的经典相互借鉴；部分神祇互相通用；有些道教派别甚至也把“佛诞节”做为教门的重大节日来庆贺（其寓意是庆贺老子的另一大有功德的弟子降世，事实上这种庆贺是给佛教上眼药的一种做法）等等，充分说明了“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在中华大地的影响……
在《老子化胡经》亡佚多年后的一些明清小说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其中对“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认可和影响。这里最典型的当属《西游记》，这本书本身是“谤道敬佛”的，但是对“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依然是毫无疑义地认可（请参阅本人的另一篇作品相关文章《太上老君》）。所有这些，无不诏示着一种民族自尊、自爱情绪的存在。而在这种民族情绪面前，“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真伪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王重阳、丘处机、全真教
全真教为道教的一大流派，和道教的其它教派相比，创立的时间相对教晚，却后来者居上，从其创始人王重阳48岁创教（1160年），到1224年丘处机返抵燕京，被请住大天长观（后改名长春宫），持成吉思汗御赐金虎牌、玺书“掌管天下的出家人”时，打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并迅速成为道教的一大门派，也就是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其发展之速，堪称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
一、全真派祖师王重阳
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1112—1170年），陕西咸阳大魏村人，累世为地方望族，本名中孚，字允卿。能文善武。据记载是气宇不凡，眼大于口，须过于腹，声如洪钟，面如白玉。还精通经史，才思敏捷；膂力过人，武艺高强。身长六尺余，形质魁伟，任气豪侠，善于辞辩，能诗善画，精通歧黄（医术），“置家事俱不问，放旷自适”，闻名于乡里。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陕西威阳被金兵占领，同时，儿皇帝刘豫被金人立于北京。第二年，金人以陕西地赐刘豫，国号齐，年号阜昌。阜昌年间（公元1130——1137年），王重阳曾应齐礼部试而未中。不久，伪齐被废，陕西地完全由金人管辖。金熙宗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下诏开科取士，王重阳为应进士试，特改名德威，字世雄，考中武科。
王重阳家境富有，少习文练武，以图仕进。但是在那个宋金对峙、铁骑纵横、生灵涂炭的战乱的年代，文武双全王重阳却是文不能入仕，武不能安邦。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和无奈，令王重阳沉湎于饮酒作乐以求精神上的解脱，也许是酒不解真愁的缘故，深感“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的王重阳终于在年48岁时，辞去（今陕西省户县）在甘河镇监酒税官职，改名王嚞，号重阳子，弃家外游来到终南山南时村（今成道宫村），垒起几尺高的封土，下面挖了一丈多深的墓穴，自称居处为“活死人墓”，又号“行菆”。还在墓上立一牌子，上写“王害风灵位”，自号“王害风”、“王疯子”，自居其中，在此穴居修行。
王重阳入道修行的方式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依然是非常奇特的。一般要入道修行循常理都是入道拜师进修。而王重阳则不是，他一入道就是自立门庭，宣称自己遇到了神仙，受到了神仙的点化。
关于王重阳遇仙的故事，随着后来全真教的兴盛，也流传很广。金海陵王完颜亮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六月，王重阳在户县甘河镇当监酒税的小官，去市中沽来酒肉，趁着夜里凉爽，就在甘河上的一座小桥上自斟自酌，酒至半酣，有两个人被发被毡突然来到王重阳的面前，和他一起喝酒，酒喝完了，两人就拿了个壶，在甘河里面里舀河里的水叫他喝，结果王重阳觉得这河水喝起来比他沽来的酒醇味还好，他感觉遇上异人了，后来得知这两个人是吕洞宾和汉钟离也来度他的，两人传给王重阳仙诀和秘术后就飘然而去。这就是王重阳“甘河遇仙”的故事，甘河镇的这座桥也被后人称之为“遇仙桥”。除了“甘河遇仙”的故事，还自称遇到过王玄甫、刘海蟾，并且和他们四人有过约定，这个约定就是把人间这个传道的事情了结之后和他们四人会聚。叫“师真之约”。王重阳临去世时，就嘱告弟子们不要悲伤，自己是赴“师真之约”去了。后来，全真教的弟子们就把王重阳和吕洞宾、汉钟离、王玄甫、刘海蟾并列供奉，敬之为全真“五祖”。
三年后，自称丹成悟道的王重阳，亲手填封了“活死人墓”，来到刘蒋村（今陕西省户县祖庵镇），搭建了一个茅庵，开始在村里传道。
王重阳在刘蒋村传道，并没有追随者。因为他在南时村（离刘蒋村很近）挖穴墓时，就自号“王害风”、“王疯子”，村里人也确实把他当成了疯子。因为他挖墓穴，称居处为“活死人墓”等等，在常人看来，这都是疯癫的举动。更何况他出身豪门，家境巨富。却抛妻离子，舍弃财富，来到刘蒋村住在墓穴里过苦日子（尽管王重阳自称是“神修”）。就是在当今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氛围下，依现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依然也只有疯子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王重阳在村里传道，村里人觉得他是更疯了。不仅没人追随他，反而惹得村民们耻笑。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烧掉茅庵，拿了一个铁罐作食具，东出潼关，一路乞化去了东海（今山东一带）开始了传教生涯。
王重阳第一个度化的大弟子为宁海州（今山东牟平）人马钰，马钰在家中为其建了庵堂，王重阳命名此庵为“全真堂”，全真教由此而名。此后，王重阳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传到讲法。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宗教社团，弟子多达数千人。其中最有名望的弟子马钰、孙不二、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被后来的全真教弟子们敬奉为“全真七子”或“七真”，和“五祖”连称为“五祖七真”。
王重阳自称遇到过吕洞宾、汉钟离、王玄甫、刘海蟾四人之事听起来也许令人不以为然，当年刘蒋村没人追随他，就是没把他说的这些话当回事儿。但是王重阳做为一介平民，一不靠官府，二不靠势力，三不靠钱财，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在山东打出了一方天地。这里面固然有社会和时代的原因，也有全真教教义所蕴涵着一些令人信服的合理成分。但其学识和个人魅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王重阳饱读诗书，善于随机施教。出口成章。传世著作有《重阳全真集》，内收传道诗词约千余首。另有《重阳立教十五论》、《重阳教化集》、《分梨十化集》等，均收入明《正统道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