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仙缘- 第174部分

　　全真道认为只要做好内省功夫，便能顿见真性，超出生死，得到阳神解脱。王重阳认为“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着空见即超无色界”这种精神上超出“三界”的人，就像莲根在淤泥而花在虚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谭处端宣称的“一念不生，则脱生死”和邱处机称的“一念无生即自由”，都是在阐述这样的理论。

　　透过全真派祖师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的身世，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大部分都是出身于望族豪富之家（丘处机是否出身于望族豪富之家尚有争议），而且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士，但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却都抛弃了财富，“乞食度日，垢面蓬头”，以生活的苦行来追求精神上的超脱。在“金钱至上”的今天，我们仍然能从中得到启迪和思考。

　　丘处机和全真道的大盛于天下

　　丘处机（1148—11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金莲正宗记》记载其“家世栖霞，最为名族”；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称其“祖业父农，世称善门”；说法不一。

　　丘处机少年父母早丧，靠兄嫂拉扯成人，少时即“敏而强记，博而高才，眉宇闲旷，举措详雅”，虽喜读书，但无心功名，兄嫂与之议婚，坚辞不受，遂去宁海昆嵛山（今山东牟平东南）隐居修行。后闻王重阳于宁海设全真道，即前往拜于师门。成为王重阳著名的七大弟子之一。金大定九年十月，丘处机和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等人随师父王重阳率弟子西归，次年一月王重阳在途经大梁时登真（今河南开封）。丘处机和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等人将王重阳遗蜕归葬于终南刘蒋村故庵（今陕西户县祖庵镇）。几人守墓三年，然后分头去各地传道。丘处机没有回山东，而是西入磻溪（今宝鸡市东南）穴居苦修，日乞一食，行则一蓑，人称“蓑衣先生”。赋诗曰：“十年苦志忘高卧，万里甘心做远游；特纵孤云来此地，烟霞洞府习真修”。

　　丘处机在磻溪穴居苦修，引得许多信徒前来拜访求道。六年后，丘处机离开磻溪，率弟子仙迁至陇州龙门山修行。后人所称的全真教龙门派之名由此而来。

　　全真教“始于王重阳，盛于丘处机”。可以说全真教的兴盛，正是得益于丘处机独有的政治智慧和前瞻性眼光。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召丘处机进京，请教“至道”，并特地在自己居住的万宁宫侧一道观，御书“全真堂”供丘处机居住。在主持万寿节（皇帝寿辰）的醮事后，即请辞回到山东老家建太虚观并居此传道多年。贞佑二年（1214年）应山东驸马都问之请，以“不杀不争”、“整心纯一”的理念，招安了杨安儿、耿京起义军的残部，而名满天下。金宣宗特封赐为“自然应化弘教大师”，派钦差大臣邀他赴京议事，被丘处机婉拒。南宋朝廷也慕名派使请其南下临安也被婉辞。但是，不久后，丘处机却欣然接受了远在西域的成吉思汗的邀请。

　　现在来看历史，我们知道，随着元代蒙古政权的崛起，当时金朝和南宋政权已处在苟延残喘的历史阶段。但是，处在当时三权鼎立的乱局之中的丘处机要认识到我们后人知道的这种历史局面，则是需要相应的政治智慧和前瞻性眼光的。当丘处机决定西域谒见成吉思汗时，面对弟子们的疑惑，丘处机就说道：“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丘处机说的循天理而行，可以说是在蒙、金、宋三权鼎立，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已经预见到蒙古政权要一统天下的结果。因而率领弟子18人，不顾天寒地冻，行程数万里，历时三年，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大雪山（今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西南）谒见了成吉思汗。

　　关于这次谒见的成吉思汗动机，就是“救万灵苦”。在去西域途中，赋诗言志道：

　　十年兵灾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

　　去年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

　　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

　　穷极漏诸残喘在，早教生民得消忧。

　　见到成吉思汗，在和成吉思汗探讨有关“长生”之类的问题时，不失时机地宣扬自己“敬天爱民”的思想，以戒杀、清心寡欲等养生之理力劝成吉思汗。在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后，于1223年请准东归。成吉思汗赐金虎牌、玺书，赋予其“掌管天下出家人”的特权，赦免全真道的差役、赋税等等。丘处机则充分利用这种特权，实施其“早教生民得消忧”的政治抱负。在东归途中夜宿盖里泊时，丘处机嘱告随行的弟子：“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1224年丘处机回到燕京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即四处大建宫观，广收门徒，利用入全真教可豁免以及其它特权，“使其徒持牒召求于战伐之余”，让在战场上大量被俘虏的民众得以复生，解救了大量汉族和女真族民众。清朝乾隆皇帝为白云观的丘祖殿，题了一幅著名的对联，称颂丘处机救民于水火的奇功，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丘处机做为一代名士，以其“救万灵苦”的心愿，用自己独到的方式；在烽火连天的战乱年代，尽最大可能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使其得到世人及后人敬仰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为全真教在元代大盛于天下提供了历史契机。在丘处机“立观度人”的号召下，经过约三十余年的大发展，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全真道也几乎成为了元朝初期的全民信仰，举国信奉。成吉思汗还曾多次钦赐圣旨碑，记录道教的事迹。1227年丘处机登真于天长观，被追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丘处机时代，也是全真教派的巅峰时期。

　　丘处机在世时即被人们敬称之为“神仙”，登真后被人们敬之为“丘祖”，其受民众敬仰之深，与其“敬天爱民”的济世奇功是密不可分的。

　　在丘处机羽化登真后，全真教的影响和势力依然越来越庞大，从而已经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忌惮，宪宗年间，随着《老子化胡经》被焚事件列为禁书，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佛教的200余处寺院等事件（请参阅本人的另一篇作品相关文章《老子过函关化胡》），全真教的发展就进入了高台跳水后，低位发展的阶段。尽管是低位发展，但是这个低位发展是相对于丘处机时代而言，全真教派仍然为道教的两大宗派（另一大宗派为“正一教”）之冠。其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是绵延不绝。以致后来很多道教的其他的宗派，本属南宗或其他宗派的道士都以忝列全真教自倨。例如张三丰创立的武当派，后来的弟子们就自动归属全真教；本属南宗的元代著名道士陈致虚后来也自皈于全真教等等。在一些明清小说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全真教对后世的影响。这里最有意思的当属《西游记》，这本书本身是“谤道敬佛”的，但对全真教的贬损并不激烈，如在《西游记》第四十七回《圣僧夜阻通天水金木垂慈救小童》里，孙悟空对车迟国的“君臣僧俗人说道：‘……今日灭了妖邪，方知是禅门有道，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国王依言，感谢不尽，遂送唐僧出城去讫”，这段话里，孙悟空俨然成了一个全真教“三教一门”、“三教一家”理论的传道者（《西游记》里还有很多有关全真教的描写，如镇元子的弟子都属全真，丘处机也做为天师在灵霄宝殿当值等等，尽管唐代的历史背景下，全真教派尚未创立，但做为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必苛求古人）。

元始天尊、玉皇大帝
在道教的神祇中，最高的神明当属“三清”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而元始天尊则位列“三清”首席，可谓是大神中的大神。但是，做为位列“三清”首席的元始天尊，其来历和出现的时间相对于道祖老子来说，则是比较晚的。在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老子想尔注》中均无记载，早期古代神话故事也无“元始天尊”的说法。

　　最早出现“元始”称谓的则是出于晋朝葛洪《枕中书》：“昔二仪未分，溟滓鸿蒙，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状如鸡子，混沌玄黄。已有盘古真人，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而“元始天尊”最早的称谓则是出自于南朝梁代陶弘景《真灵位业图》。该书还把神仙分为七个层次排列序位，尽管这种排序也有诸多争议，但对道教的神祇的系统性形成有着结构性的影响。而葛洪创造出“元始天王”实际上则是一种时代的需求。因为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佛、道两教争夺信徒，创造神明的高峰期。而葛洪在《枕中书》的描述正是借鉴了《三五历记》中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故事。

　　在三国时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已亡佚，部分段落存于后来的《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中，对于盘古开天的故事有着完整的描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