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的宣传画
‘停止战事恢复和平’认为是一件事，声明必定开诚相见愿与中共商讨实现
这件事的具体办法；你们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不愿意派出代表和我们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办法，而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究竟是你们的建议对呢，还是你们‘总统’的建议对呢？”继而毛泽东严厉地指出：“如果南京行政院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决议’，那就是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92页。
毛泽东发表的这番有理有据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蒋介石集团的假和谈阴谋。因而，南京行政院不得不灰溜溜地取消它的决议。
随着蒋介石反动集团假和谈阴谋逐渐被识破，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微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下午4时10分，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蒋介石知道，此生再无返回南京的机会。他命令，在南京上空转了一圈。蒋介石虽然名义上“引退”，但他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
和谈破产（1）
1月22日，即上台后的第二天，李宗仁便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意在中共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为表明其和平姿态，李宗仁先后电邀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派首领，共同策划“和平运动”。同日，李宗仁还指示行政院决议，由邵力子（首席代表）、张治中、彭昭贤、黄绍竑、钟天心5人组成代表团，与中共进行和谈。23日，李宗仁派邵力子、张治中去上海，与黄炎培、罗隆基、张澜联络，请他们赞助和谈。2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把全国各地的“剿匪总司令部”改名“军政长官公署”，释放###，停止特务活动，借以营造和谈氛围。1月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请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和谈地点，并称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1月底，李宗仁派黄启汉、刘仲华飞抵北平，向中共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转达其愿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意向和具体办法。
李宗仁接二连三地发出“和平攻势”，确实迷惑了革命阵营内部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他们对美国和李宗仁抱有极大幻想，热情地支持李宗仁的和平活动；甚至有人还写信给毛泽东，希望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
那么，李宗仁的和平的意愿是否是真实的呢？中共又是怎样回应其一系列举动呢？
其实，就李宗仁发表所谓“和平”谈判声明的同一天，新华社新闻稿《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经毛泽东审阅）已经十分明确地阐明了中共的态度：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43页。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的情形
1月25日，毛泽东再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就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出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发表声明。声明指出：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声明还提醒大家：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44页。
正如毛泽东所意料，李宗仁大谈和平民主，其真实意图就是欺骗公众，分化民主党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从而与共产党“划江而治”。他曾这样说过：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为了达到其目的，李宗仁还先后安排两个和平代表团到北平活动，再次摆出寻求和平的姿势。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2月24日，毛泽东亲自同国民党和谈代表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举行非正式会谈，双方达成八点秘密协定。协定全文如下：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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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破产（2）
上述秘密协定达成，为国共进一步和谈，敲开了和平之门。但是，李宗仁并没有抓住这一时机，促成两党和谈。相反，他却确立一套与协定内容相背离的和谈指导原则：
“（1）和谈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不体面的条件。（2）鉴于铁幕后面的附属国形势混乱，我们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我们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3）我们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1页。
李宗仁所谓的和谈指导原则，使其和谈欺骗性与虚伪性初显端倪，暴露其“划江而治”真实意图。与此同时，已“引退”老家的蒋介石利用李宗仁进行的“和谈”之机，加紧进行“长江防御战”，以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
尽管国民党政府的真实意图已昭然若揭，但为了减少人民的痛苦，教育广大人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然保持极大的克制和忍耐，怀着和平的善意，于1949年3月26日正式通知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四月一日；谈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0页。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举动，得到了国统区人民的广泛支持和理解。就在谈判前夕，南京6000余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接受八项和平谈判条件。但是，和平请愿的学生却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南京政府对此置若罔闻。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配合正在进行的和谈，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评论。文章指出，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蒋介石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并将与他们一起同归于尽；另一条是向人民靠拢，即与蒋介石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彻底决裂，并在人民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
评论的最后，毛泽东严肃地正告国民党政府：“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赎罪为好”；“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45—1447页。
1949年4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左起：刘斐、章士钊、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
在得知中共正式谈判意向后，4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急忙派出代表团飞抵北平，其成员主要有：张治中、刘斐、章士钊、邵力子、黄绍竑等。当晚6时，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等在颐和园设宴欢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
随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谈判先采取个别对话形式。在周恩来、林伯渠与张治中、邵力子的谈话中，周恩来首先对张治中临行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一事，进行了严厉的质问。周恩来认为，张的这种行为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对双方的和谈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同时，也证明了蒋介石“下野”是假，实际仍在幕后控制南京国民政府。此外，周恩来还阐明了中共的原则立场。
在和谈中，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表示，国民党方面没有具体的方案，愿以中共八项原则为前提进行谈判。周恩来指出，以八项原则为前提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设想是，在个别对话、充分听取国民党方面意见基础上，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方案，供双方讨论，形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