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各国从来都不允许受阅带弹通过检阅台，而他们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带弹受阅飞行”，是方槐出的“点子”，他当时在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担任处长职务，具体负责制定受阅飞行计划。50年后，方老揭开了“带弹受阅飞行”的历史真相。方老回忆说——
当时的飞机都在东北，都在东北老航校里头。在那里恢复技术，在那里培养新的飞行员。也是够忙的，够紧张的。
成立于3年前的东北老航校，是我军建立以来的第一个飞行训练基地，堪称中国空军的摇篮。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飞行人员几乎都出自这所学校。由于当时航校已经没有多余的飞机，我只好从航校调来了机务人员，对南苑机场的旧飞机进行改造、维修。
起义来的飞机里头，有几架是比较好的，飞的时间不多。有的是时限到了的，得更换器材，甚至是更换主要部分。这就要求机务人员多吃点苦头，加快维修的速度。
经过抢修试飞，最终能够参加编队飞行的，有9架P—51战斗机，两架“蚊”式轰炸机，3架C…46运输机，两架教练机和1架联络机，一共17架。
飞机虽然已经确定下来，但我却依然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就这么几架飞机，又要阅兵，又要值班，又要防空值班。我咋个安排计划嘛？反正是够困难的。
南苑飞行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北平的防空安全，而为了能够参加受阅编队飞行，他们不得不动用这仅有的17架飞机。
当时，这个阅兵和战斗值班的矛盾确实很大。要值班，要防空。这也是一个政治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任务。万一敌机来空袭，怎么办？
我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后，向聂总（荣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个计划让当时在座的人都感到十分吃惊。我跟聂总说，要不就搞两架带弹的，带弹空中受阅，这是很危险的事，但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按照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往往是不携带实弹的。带弹飞行无疑是一件十分危险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何况，南苑飞行队的飞机性能并不十分稳定，都是缴获的嘛。
聂总当时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决定选取几架飞机放置弹药，以防意外空袭。他说，这是个政治飞行，不是一般的，要是出了事故，你这个小家伙吃不了，我也受不了，不好交代哟。他说这个事情时讲得很紧张，我也感受到了他心里有很大的压力。这个决心不好下哩。
带弹飞行的方案，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然而，这是一个十分绝密的计划。对于这件事情，除了当年带弹飞行的4名飞行员外，飞行队的其他人员包括队长邢海帆都不知道，知情的也就六七个人。4名飞行员，聂总、常局长，还有就是我。周总理是不是知道？聂总没有说。
第一次我提出带弹时，在座的有好几个人，可最后到底带没带，哪几架带了，这几个人就不知道了。直到若干年后，带弹的事才逐渐浮出了水面。
方槐原名赖芳槐，1917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西于都——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的地方，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入党，1934年随红一方面长征，曾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为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飞行大队长，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他是受阅飞行梯队第6分队分队长兼长机，驾驶美国L…5“步哨”联络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这4架受阅飞行的飞机是“带弹”而非“载弹”或“挂弹”，一字之别，是大有讲究的。
简单地说，“带弹”讲的是飞机上的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指的是在飞机载或挂上炸弹。
子弹与炸弹完全是两码事。
以P—51“野马”战斗机为例。这种飞机在机翼两侧各配置了3挺毫米机关枪，因此给这两架飞机各配备了1800发机枪子弹（每挺机枪300发），并未挂炸弹（每架飞机可挂炸弹907千克）。
受阅飞机“带子弹”而未“挂炸弹”，可见决策者还是心有余悸的，防止“万一”，又怕“万一”。
那天，阎磊、赵大海完成受阅任务后，即爬升到12000英尺（约3700千米），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受阅任务完成，他们才返回南苑机场着落。
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领头雁”（1）
参加开国大典的17名受阅飞行员，有12人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或投诚过来的。在这些人当中，第5分队分队长兼长机刘善本堪称“领头雁”。
1946年6月26日，即将接任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长的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驾机飞向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起义的先例。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0架飞机、近百人驾机起义。周恩来多次称赞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带头人”。
刘善本，1915年1月25日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泊庄（今属昌乐县）。1932年秋，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1935年，高中毕业后，面对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时局，他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考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第8期学习飞行，开始学驱逐科，后改学轰炸，是同期飞行学员中的优等生。
航校原址设在杭州笕桥，七七事变后由杭州经洛阳、南昌等地，辗转到昆明。1938年毕业后，刘善本调到驻成都的国民党空军唯一的远程轰炸机大队——第8大队任飞行员。尽管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日军飞机在成都狂轰滥炸，然而第8大队却没有接到一次作战任务，经常驾着飞机跑警报。
刘善本抗日有志，却报国无门，苦闷到了极点！
1943年，刘善本被选送美国道格拉斯航空学校，学习驾驶B—24型轰炸机技术。两年后，他驾驶B—24型轰炸机，横渡大西洋，踏上回国征途。在途经卡拉奇时，接到了国民党当局要他们“就地待命”的指令，而且一“待”就是几个月，新飞机躺在露天停机坪上，风吹日晒雨淋，致使机身锈蚀斑斑。
到了“家门口”，却不让回“家”；日本鬼子在“咱家里”肆意侵害，却不让军人回“家”杀敌打鬼子，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刘善本百思不得其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刘善本万分###，幻想着用自己的飞行技术为祖国的和平建设效力了。恰在这时，他接到了“火速回国”的指令，便随空军第8大队由卡拉奇转场上海大场机场。
空军第8大队是借抗日之名组建起来的“拳头”部队。然而，抗战八年来，或常年在中国大西北备战，或远涉大洋前往美国训练，从未与日军交过手。如此养兵备战，刘善本心里始终有一个谜团。
刘善本踏上熟悉的国土，看到的不是和平建国的景象，而是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准备内战的紧张气氛。空军飞机不断地从四川、武汉等地把军队紧急空运北平，美国军舰在帮助国民党把大批军队运往东北，直觉告诉他：内战在即。
到上海后不久的一天，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来到空军第8大队，给全体空勤人员训话：“我们有40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师，美国还给了我们几百架作战飞机，三个月内一定可以消灭共产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领头雁”（2）
啊，原来如此！
刘善本心中的谜底揭开了：当民族敌人的刺刀架在脖子上时，国民党把他们阻在祖国大门之外，名为“留着建国用”，实际上是保存实力，留着打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他说：“八年抗战，人民涂炭，现在美蒋又要把中国推进内战的深渊。我堂堂七尺之躯，不能为祖国人民效死于抗击侵略者的疆场之上，却要被人逼着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抗战有功的共产党军队投掷炸弹，杀害中国最优秀的儿女。我决不干！”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刘善本决定驾机起义，飞向延安。
机会很快来了。
1946年6月中旬，蒋介石下令第8大队将驻昆明美军移交的无线电器材限6月23日前空运成都。刘善本参加了这次飞行，他决心利用这次机会，用实际行动宣布：反对打内战！
刘善本知道，飞向延安，途中必然会经历千难万险；刘善本还知道，飞向延安后，留在国统区的妻儿老小将面对怎样的困难，甚至生命危险……所有这些，都没能动摇刘善本飞向延安的决心和“反对内战”的信念。
6月22日，刘善本带着4名机组成员，驾驶第530号B—24型轰炸机从上海飞到昆明，按计划24日从昆明运送无线电器材到成都。尽管有7架飞机同行，但并未统一编队，一路上“各飞各的”。
这是个绝好机会！
24日早晨，昆明，阴天。
刘善本决定在飞往成都的途中驾机起义。他借熟悉成都航线气候条件的机会，了解了陕西、山西、绥远一带的天气情况，没想到这条航线上正下着大雨，气候恶劣，只好作罢。他见别的飞机已经起飞了，也就跟着起飞到了成都。
26日，刘善本驾驶的B—24型轰炸机准备从成都返昆明。他判断，西北的坏天气已经过去了，起飞后如无意外即可实现他的愿望。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
这天早晨，飞机按时起飞。飞机上共有11人，驾驶舱里除机长刘善本外，还有副驾驶张受益，空勤机械师唐世耀，通信师唐玉文和领航员李彭秀，后舱里还坐着国民党空军通信学校搭机的6个人。
B—24型轰炸机的前后舱隔离，机组人员与搭乘飞机的6人相互不认识。刘善本充分利用了这两点，在飞机上机智巧妙地发动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