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杨宝庆打开飞机上的各种开关，检查各种仪表工作是否正常，并检查了飞机油量，以确定着陆地点。根据油量计算，飞机完全可以抵达北平。
午夜两点，夜深人静。杨宝庆开动了飞机发动机，预热，滑动，起飞。等哨兵发现时，杨宝庆已驾机腾空而起，转眼飞进了云层。
杨宝庆在机场上空爬到一定高度后，直接向着北平的方向飞去。由于飞机在云层飞行，又没有航行图，杨宝庆驾驶的C—46飞机慢慢偏离了方向。
3个多小时后，杨宝庆开始下降高度。当他看清地面的城市不是北平而是唐山时，油料已经耗尽，飞机正在失去控制，直朝下坠落。
此时，天已黎明，杨宝庆依稀见到一片开阔的河滩，便决定在河滩上迫降。他放慢速度，把握机头，对准方向，冲了下去……凭着他的熟练技术，终于迫降成功，只是由于降落河滩时的冲击，磕落了他几颗门牙。
在半昏迷状态中，杨宝庆只想到一句话：“我可回家了！”
周围的老百姓发现一架国民党飞机从天而降，便纷纷跑过来，把飞机围了起来。见好半天没有动静，几个胆大的就爬上飞机，见驾驶员斜靠在座椅上，忙弄开驾驶舱门，将半昏迷中的杨宝庆扶下飞机。 。。
杨宝庆驾驶C…46运输机起义时机舱装满银元（3）
接着，这几个人又打开了机舱的舱门，顿时感觉眼前白光耀眼，再定睛瞧瞧……天啦！机舱里竟装满了银元！
天大亮时，人民解放军驻唐山部队的一位首长带着部队赶来，将杨宝庆送到开滦煤矿医院治疗。
不几天，杨宝庆真的到达了日夜思念的北平。
在南苑机场，杨宝庆又见到了在唐山营救过他的那位首长。首长惊奇地问：“这不是我们的飞行员吗！你开来的那架飞机上有好多银元，是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如果是，还可以归还给你！”
杨宝庆光明磊落，摇摇头笑着说：“钱不是我的，连飞机都不是我的！”
当时，国民党正向台湾转移各种财产，想不到这架装载重金的飞机竟然又奇迹般地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事后有人问，这满舱的银元到底是多少呢？美国C—46运输机的载重量是4630千克，或运载62名乘客。国民党政府1933年颁布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每枚银元总重为克，含纯银克。按此推算，“满舱”的银元当在万枚左右。这可是国民党政府一笔不小的损失哩。
杨宝庆到北平后，即给在台湾的妻子发电报，问老二的病好了没有？妻子刘敏璞见是来自北平的电报，便知道丈夫已顺利到达了解放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她也开始谋划到北平与丈夫团圆的行动。
当时，国民党空军经常有从台湾到青岛运货的运输机，妻子刘敏璞通过杨宝庆的朋友，带着两个儿子和侄子共4人，乘坐运输机秘密来到了青岛，之后租用自行车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了已经解放的济南。
“我丈夫叫杨宝庆，是刚起义的飞行员！”刘敏璞走进济南军管会，开口就说。通过北平军管会，很快就在南苑机场找到了杨宝庆。
一个能干的女人！
1949年4月的一天，杨宝庆奔赴济南接妻子儿子到北平，一家人得以团圆。
几天之后，刘善本走进杨宝庆家，让他们到华北军区报到，夫妻两人就这样双双参加了人民空军。6月，杨宝庆赴东北老航校任飞行教员，妻子刘敏璞则留在航空处当会计。
8月，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空运分队成立，杨宝庆又驾机回到南苑机场，在此喜遇同是驾机起义的队友徐骏英、胡明涛等。
9月，杨宝庆所在的飞行队接到命令，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整个飞行队沸腾了，他们冒着身家性命的风险所期待的，不正是这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吗？
开国大典后，参加政协会议的委员们要返回各地。根据周恩来下达的任务，航空局安排杨宝庆执行迎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任务。###、宋任穷、赛福鼎等，都曾乘坐过他驾驶的飞机。
1950年春，为支援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军康藏，杨宝庆奉命参加空运队执行空投任务，荣立二等功。
1951年11月，杨宝庆再次奉命调到牡丹江，作为3名教员之一，参与培训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次年3月8日上午10时左右，朱德、邓颖超、康克清等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观看女飞行员表演。只见女飞行员们驾驶6架“里—2”运输机，从西郊机场起飞，一架跟随一架，飞临北京上空。表演顺利结束后，朱德、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全体女飞行员，并讲话给女飞行员以鼓励。杨宝庆代表教员发言说：“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自己的女飞行员。作为带飞她们的教员，我感到无上光荣！”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全体女飞行员，杨宝庆有幸参加。
1956年，杨宝庆从空军某运输机师转业到四川省重工业厅工作。1963年调中国机电公司，1985年离休。妻子刘敏璞1954年转业到四川铁路工作，1970年去世。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用机徽的由来
在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17架飞机上，都喷涂上了一个明显的标志：镶嵌着金色“八一”红五星两侧，各有一条红色的横道，抬眼望去，仿佛在展翅飞翔。
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用机徽，首次公开亮相，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说起这个军用机徽，还有一段来历哩。
1949年4月23日，中央军委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并宴请军委航空局组织起来的飞行人员，包括集中到北平准备随大军南下的航空接收人员、东北老航校的干部和驾机起义人员，时任华北军区航空处航空科长的李裕有幸参加了接见。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兴的告诉大家，中央军委正在绘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我们的军旗将在五星后面加上‘八一’二字，军旗已经定稿；我们的军徽，也将在五星内标上‘八一’二字，还在征求意见。”
接见回来，李裕深受启发。他结合自己在老航校工作的经历，开始考虑怎样绘制人民解放军军用飞机的机徽，并为此进行了必要的资料准备。
一个月之后，机徽设计组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方槐担任组长，李裕具体承办。“为什么选中我呢？”李裕认为，这大概与他设计过老航校毕业证书有关。简明、朴实、生动的老航校毕业证书，曾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东北老航校航空队的飞机，就绘有五角星标志。1945年底，航空队的1架教练机在承德降落，驻扎在机场的苏联红军看到五星，还以为是苏联自己的飞机，便开着车前来接人。当他们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是中国人时，一位苏联军官竟大发雷霆，责备中方不该乱用苏军的机徽。
到东北航校创建时，解放军飞机最初使用的仍然是国民党空军的青天白日机徽。那时，解放区、国统区犬牙交错，国民党空军飞机时常飞越解放区，而数量极为有限的解放军飞机也出入国统区。为了迷惑敌人，减少飞行国统区的危险，解放军飞机就用国民党空军机徽作掩护。
1946年底，东北老航校决定设计自己的机徽。机徽白底红星，红星中间涂以白色，再写上一个红色“中”字。1947年5月7日，东北###联军还专门下发了《关于航校飞机标志的通知》。通知说：“我航校飞机，最近飞行经常来往于东安、千振之间，为便于识别，特制定以红五角星中间加‘中’字（全系红色）为该校飞机符号，希望我各部队注意识别，勿生误会，特此通知。”
李裕刚到东北老航校时，对这个机徽图案感到十分不理解。五角星被一个红圈紧紧圈住，五个角显得秃秃的。这是什么用意呢？校领导向他解释说：“我们的空军刚刚创建，首长指示要不露锋芒，卧薪尝胆打基础。”李裕这才明白了把棱角盖住的寓意。
李裕接受机徽设计的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在思考的过程中，他回顾了人民解放军军用机徽的演变过程，一个全新的机徽构图渐渐在脑海里形成——周恩来在接见时说，制定的“八一军旗”、“八一军徽”，都将出现“八一”字样。李裕把原航校机徽五角星中间的“中”字，换为“八一”二字，但这又与“八一军徽”太接近了，没有体现空军的特点。
时间不长，李裕设计出了第二稿。他在嵌有“八一”的红底黄边五角星两边，设计了羽翼，意为人民空军飞行员技艺高超，像鸟儿一样在空中自由翱翔。
征求意见时，飞行员们说，飞禽羽翼画的形象有余，庄严不足。方槐建议参考美军机徽样式，变具体形象为抽象化。
李裕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将两侧羽翼改为红底黄边的几何图形。
军委航空局同意了这个机徽方案，经局长常乾坤、政治委员王弼审定后，上报中央军委。
1949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专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机徽说明》，对机徽的图案和标绘位置作了规范：机徽五星边框、两翼边框、“八一”两字均为金黄色，五星和两翼内部均为红色，机徽可设置在垂尾两侧和左右上下翼面。
在设计机徽的同时，飞行服也进行了改革，由原来的日本式连身服，改为世界流行的夹克式。这种飞行服也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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