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乐瑕公、乐臣公皆是名将乐毅后人。（《史记·乐毅列传》）当时，曹参任齐相，曾请来很多名儒巨学求教安邦治国之道，可是人言人殊，各人的主张都不一样。他听说胶西有位大学者叫盖公，就向他请教。盖公给他点拨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用此思想治齐取得成功，而后继萧何成为惠帝的相国，把无为思想带到庙堂，因此演绎了“萧规曹随”的美名。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是，人口增长，财富增加，地方粮仓爆满，国家粮仓因存粮太多以致霉变，库存的钱因为长期不动用，串钱的绳子都被虫蛀断。史书的文法是“衣食滋殖”、“刑罚罕用”、“天下晏然”。 。。
第二章 治乱因缘（5）
用“黄老”的思想，在历代帝王中，突出的例子是朱元璋。明太祖读《道德经》很有心得，说“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术也”。认为道家并不是闲云野鹤、餐风饮露、炼丹求仙之一流，而是有很多的国家经验在里面。他在亲自撰写的《道德经序》中深有感触地说，自即位以来，对前代哲王的治国之道一无所知，心里很是着急（宵昼遑遑），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天偶然读到《道德经》，见书上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早上十人被杀，晚上仍有百人铤而走险，这岂不是和经书所说的一样？于是罢极刑，而改为劳动改造。野史上说，朱元璋一次独上寺院，一高人在寺壁上题了一首墨迹未干的诗，劝朱元璋行政不免和气些。作为故事来听，自然有趣，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明初的反省刑法苛刻，如朱元璋所说，实是受道家的影响。
而把思想收编到儒家上来，这是建元元年（前140），也就是汉武帝即位初年的事。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可是历史上极重大的事，直接影响了往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史家多以“禁锢思想”一说来认为此政策提出的负面性。已归道山的柏杨（先生千古）就说：“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我却不这样认为。
百家争鸣，也就是六国的多辩士。这和封建时代的用人制度有关。封建时代，从天子以至官吏都是世袭，龙生龙，凤生凤，一般的读书人想参知政事，只有一途，自荐与游说。鼓起如簧巧舌，奔走游说，情形有点像现在的推销员。张仪一次遭毒打后，回家问妻子，我的舌头在吗。回答说，在。张仪说，这就好办。韩非舌间功夫不强，口吃得厉害，只得以书面上陈见解，错过了与嬴政的见面，因而见杀，这不是韩非的错，这有历史的因缘在里面。而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唐宋的科举，是把布衣读书人的入仕之途全面开放了，只要有本事，考个进士，自然不愁无用武之地。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遑遑然如丧家之犬。
历史之所以选择儒家，自当有其选择的理由。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唯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一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一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钱穆先生持此说，是有理有据的。班固就认为，诸子之说虽然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但合其要归，也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源头都可以归到六经上来。换句话说，儒家在吸纳的过程中其学术思想是优于各家的，此即历史独青儒家的原因。
此地旧长安
李白《金陵》诗：“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虽是指晋朝南渡以现在的南京为都城，然文意极好，我于是拿它实指了。故都此时，已然如乐游原上，夕阳正苍。而自刘邦开都于此，迄赵宋易都开封，凡一千多年，却是风月满长安的。
第二章 治乱因缘（6）
刘邦本是属意洛阳的，东有成皋，西有殽山、渑池，背靠黄河，南向伊洛二水，也是险峻之地，足可凭恃。群臣大多持此意见。独娄敬主张定都长安，张良支持他的意见，说：“洛阳虽有这样稳固的地势，但中心地区太小，方圆数百里，四面受敌，田地又贫瘠，此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地区东有殽山、函谷关，西有陇山、蜀地的岷山，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饶资源，北有胡地草场的畜牧之利。三面地势险要，独以一面东向牵制诸侯（此易守难攻之地）。倘若天下安定，可以通过黄河、渭河水路运转天下粮食，西给京师。如果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将关中粮草运抵前线。这就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了。娄敬的意见是对的。”见《通鉴》卷十一。原文：“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成语“高屋建瓴”即出于此。刘邦即日车驾都长安。
刘邦的善采纳意见，亦于此见之。当时群臣多是山东人（山东，史上所指不同，汉时则是指殽山以东地区），因此主张定都洛阳的呼声甚高，洛阳且是周时旧都，已有一定的城市规模，不比长安，还只是一个乡邑。刘邦肯定是要力排众议的。
长安的前身，不过是一个藉藉无闻的长安乡。然而关中沃野、八百里秦川，以其形胜和富庶，早在周朝时即已是风云际会之地。即如今，秦腔的粗犷沉郁，亦如满眼黄土坡，给人心灵之震撼别于“明朝深巷卖杏花”的江南。周文王在公元前11世纪灭掉了崇国之后，在长安西南沣河以西，营建新都丰京，自岐山迁都于此。关中沃野自此登上历史舞台，至李唐而大放异彩，光照千秋。周武王时，卜得在滈水西岸开阔地建新都则大吉，有利于周王朝的兴盛。这就是镐京，位于长安西北。此两段史实俱见《诗经》。
关中之所以博得文武二王的中意，亦是以其得天独厚的农业经济之故。迄至赵宋，移鼎开封，长安自此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续后的任何一个王朝，不管疆土大小、国运长短，均没有再选基于此。历史学家分析说，这是因为经济中心东移的缘故。东南地区肥沃的土地，便利的水道交通网，显然优于迭经干戈、已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关中。此话在理。
话说战国后期，秦国有一位智者，叫樗里子，秦惠王的异母弟，名嬴疾，因住在咸阳郊区渭河以南阴乡的樗里而得号。其人既风趣且多智，为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时的三朝重臣，他开疆扩土，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深为秦人所重，因此被秦人称为“智囊”。他曾预言说：“我死后百年，我的墓地两边将出现两个巍峨的皇宫（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这就是后来的未央宫和长乐宫。樗里子也算是未卜先知的奇人。
长乐宫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修成，未央宫则由相国萧何一手督造。高祖七年（前200），刘邦与匈奴交兵归来，远远看见昔日的关中平原上赫然耸立起雄伟壮丽的未央宫，不禁大怒，数落起萧何来。萧何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萧何此一番话全是诡辩。估计刘邦见到宫殿设施齐全，住得舒服，比起当年的泗水草亭，不知强过多少倍，嘴上责怪，心里高兴，也就住了进去，正式从栎阳徙都长安。
第二章 治乱因缘（7）
之所以说萧何是诡辩，原因在于往后的兴建还要壮观。汉惠帝元年（前194），开始筑城墙，先后动工14万人次，历时五年。至武帝时，其雄才大略也表现在修治宫殿上。兴建北宫、桂宫、明光宫、建章宫，在城南开太学（这倒是好事），在城西扩充上林苑，在周朝旧都镐京的原址开凿鼎鼎有名的昆明池，池水经由滈水，北注入渭。昆明池周长40公里，湖光山色，烟波浩渺。自此经过百年兴建，长安都城文物大备。
说来有趣，长安的“带河阻山，悬隔千里”，在西汉一朝倒是富庶与平安，之后却迭经烽火，几度失陷。
长安首次失陷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赤眉攻占长安，一番动作，繁华之后的萧瑟亦发萧瑟，刘秀只得别营洛阳，史称东汉。之后的长安被攻陷不下十次。公元192年，董卓部将李傕伙同郭汜、张济、樊稠等攻向长安，击败吕布，杀死王允等人，占领长安，把持朝廷大权。时汉献帝迁都于此。公元313年、316年，后来建立十六国之前赵的刘曜为了显示攻城手腕，两次攻入长安。公元426年，北魏拓跋氏攻占长安，时为赫连勃勃所建夏国都城。
至此，形胜之地的长安城已残破不堪，无险可守。于是，从外孙身上扒下龙袍披在自家身上的隋文帝，只得在旧城东南另起炉灶，名大兴城——唐长安的前身。长安终于有机会歇一歇了，这一歇肩不打紧，直孕育出李唐国际大都会这颗历史明珠来，也是钟灵毓秀所致。
作为南北大运河的北方起点，长安犹如得胜者的微笑，雍容大度，气势恢弘。此时的长安，比汉长安大倍，是明清北京城的倍。同时代，地球那边的繁华都市拜占庭、巴格达，与长安一较，至少小6至7倍。仅横贯南北的主干道——朱雀街，宽度就达500尺。长安以其100万人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