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俞平伯：《进城》《进城》写作于1933年11月2日，收录在《人生不过如此》集中。文中所提到的海甸镇，位于北京西北。在近人许觉民笔下的1957年时的海甸镇，依然“很小，走出书店，穿过一条小巷，就是田野，我们在田野里边走边聊，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黄昏。自此，我们相约，每日黄昏在校外相见”。当时政治生活诡谲，和他聊天漫步的那个人，就是后来“*”中轰动一时的抗暴英雄——林昭。
公共汽车于下午五点半进城去。
圆明园是些土堆。以外，西山黯然而紫。上边有淡薄橙色的晕，含着一轮寒日。初冬，北地天短，夕阳如箭，可是车儿一拐，才背转它，眼前就是黄昏了。
海甸镇这样的冷落，又这样的小，归齐只有两条街似的，一走就要完。过了黄庄，汽车开到三十里上下，原野闪旋，列树退却，村舍出没……谁理会呢，不跑得够了，瞅得腻了么？谁特意向车窗伸眼呢。这些零星的干黄惨绿也逐渐混融在不分片段、灰色的薄霭之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北京的形象（4）
“分明一路无话，也是文章吗？冤人。”原不知是不是。万一而“有话”，那决不外轮胎爆裂，马路抛锚，甚至于一头撞在电线杆上，车仰人翻，再甚至于《水浒传》式的一声大喊，连黄棉袄也会摇摇的，岂不糟了么？南人谓之“吃勿消”，北人则曰受不了，我又安得今日之下，寻闲捉空，弄得一塌糊涂哉。
沈从文：《怯步者笔记·鸡声》杨梅竹斜街61号是1922年沈从文初到北京时的住处。这是一座由清代湘西人出资修建的宅院，当时叫“湖南酉西会馆”，位于京南前门外。当时北京的火车站就在前门附近，所以，沈从文是一定能够经常听到“火车汽笛的长鸣”，并从那声音中“发见了它的伟大”的。
初来北京时，我爱听火车汽笛的长鸣。从这声音中我发见了它的伟大。我不驯的野心，常随那些呜呜声向天涯不可知的辽远渺茫中驰去。但这不过是空虚寂寞的客寓中一种寄托罢了！若拿来同乡村中午鸡相互唱酬的叫声相比，给人的趣味，可又完全不同了。
我在客寓中从来不曾有过一回半夜里被鸡声叫醒的事情。至于白日里，除了电车的隆隆声以外，便是百音合奏的市声——连母鸡下蛋时“咯咯咯”也没有听到过。我于是疑心北京城里住户人家是不养鸡的。然而，我又知道我这猜测是不对的。每次被相识拉到饭馆总能听到“辣子鸡”、“熏鸡”一类的名称。我到菜市场去玩时，总能看到小摊子下边竹罩里，的确也又还有一些活鲜鲜、毛茸茸的鸡。它们如同哑子，挨挨挤挤站着却没有做声。它们之所以不能叫，或者并不是不会叫，只是时时担惊受怕，想着那锋利的刀、沸滚的水，忧愁不堪，把叫的事情都忘怀了吧？
然而我还有不解者：北京的鸡，固然是日陷于宰割忧惧中，难道别地方的鸡，就不是拿来宰割的？为什么别的地方的鸡，就有兴致引吭高歌了呢？
孙伏园：《朝山记琐·带福还家》所谓“带福还家”，还有另一种说法，清人徐珂著《清稗类钞》蒙古人宴会之带福还家条记：“年班蒙古亲王等入京；值颁赏食物；必携之去；曰带福还家。若无器皿；则以外褂兜之，平金绣蟒；往往为汤汁所沾濡；淋漓尽致；无所惜也。”
“福”者，“花”也。花是括绒的，纸做的，种种都有。一出庙门，我们就会听到，“先生，您买福吗”这种声音。即使不是借用蝙蝠形的丝绒花的“福”字，这些地方硬要把“花”叫作“福”也是情理中可以有的。后来一打听，是北京城里扎花铺的伙计先“带福上山”，然后使我们香客“带福还家”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绒花、纸花、蝙蝠形的花、老虎形的花戴了满头。胸前还带了与其他香客一样的徽章，是一朵红花，下边一条红绶，上书“朝山进香带福还家”八字。
“带福还家”也是一种口号，正如上山时互让“虔诚”一样，下山时对同路者就互让“带福还家”。即使是山路上坐着的乞丐们，上山时叫你“虔诚的老爷太太”，下山时就叫你“带福还家的老爷太太”了。
孙福熙：《北京乎》
北京乎！别来五年了。
经过丰台以后，火车着慌，如追随火焰的蛇的急急*。我停了呼吸，不能自主的被这北京的无形的力量所吸引。北京火车站（北京站）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原址位于正阳门瓮城东侧（现老车站商城暨首铁文化宫所在地），旧称“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随着历史沿革，曾沿用前门站、北京站、北平站、北平东站等站名。文中所提到的“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楼隐现，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并耸在绿色的波涛中，我能辨别这是正阳门，这是紫禁城与别的一切”，正是1925年时，由铁路进京，车站附近的风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京的形象（5）
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楼隐现，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并耸在绿色的波涛中，我能辨别这是正阳门，这是紫禁城与别的一切。
回忆离京时，行至东华门边，我与二哥说，我舍不得北京的伟大。我很不能抑制地想念了五年，现在，侥幸地又得瞻仰他而濡染其中了。
在绍兴会馆中，大清早醒来，老鸹的呼声中，槐花的细瓣飘坠如雪，两株大槐树遮盖全院，初晴的日光从茂密的枝叶缺处漏下来，画出轻烟颜色的斜线，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新秋的凉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
离别以后，我曾屡登阿尔卑斯高山，我曾荡漾在浩瀚的印度洋。固然，我不能懂得他们的好处，但阿尔卑斯山的崇高与印度洋之远大，远过于北京城。这是无疑义的。然而我不因他们减少了对北京城的崇高与广大的仰慕。我努力搜寻出以上的这些短文，都是名家，都是短文，都是最能体现老北京某个侧面的特征，也都是最能体现他们个人性格特色的文字。如果求全，那还会有太多太多，但那我也就变成编者而非作者了。事实上，近年我接触到的这类文字很多，甚至其中也有我父母的文章。当时他们都是《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记者，穿梭于国共两党的要人之间，更写了老北京各阶层各色的市井人物。《大公报》是当时国统区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到了1947年、1948年最后的围城时期，国民党许多重要的军事、政治消息，都要找我父亲到军事行辕参加午餐会，然后由《大公报》发表出去。因为国民党的首脑业已不再相信自己的《中央日报》了。下面我父亲写的这则市井动态，也就表现了其中的一些花絮：
徐盈：《“笼城”听降记》
北平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历史名城，主持“受降”的人，如吕文贞那时候就告诫他那部属说：“受降不是分配”，要统一不要分散。到后来，机关来得多了，受降主官没有力量，甚至某些人忘记了自己变成战胜国，以为受降就是要分配，大家动手抢起来。结果就是各自当家，牵制多，执行的少；会议多，决定的少。分别由局部来处理，有了流弊，有了攻击，有了摩擦，乱成了一团。因而到处出事，事事不能解决，如敌人的华北兵站基地的油水多，那里便被大切八块，再也拼凑不起来。北平受降后的混乱，象征着全国各大城市的情况。
北平比如一个大香炉，此刻烟尘滚滚，使人感到目迷心寒。乡村包围着城市，郊区白面限卖二十元一斤，城内则高达三百六十元。飞来的粮食特派员赶到时，此地最大的“华北平衡仓库”、“华北麦粉制造协会”、“华北交通粮食部”、“华北开发生计组合”，早已被人接收一空。军需部特派员却接收经济部应当接收的棉纺工业以供军需，教育主官却接收了农林部的棉业改进会，因为里边还多少有些物质资料；由天津赶到的文化服务社代表，接收了纸库、油墨厂和材料仓库。特别是那些带枪的人，用不三不四的办事处名义，明火抢掠，增加个人财富，使多少仓库变得空空如也。于是接收人员之间狗咬狗的笑话，车载斗量，使那“盼中央、等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北平人民哭笑不得寒了心。这里又增加一篇我母亲的文章，她也是《大公报》的记者，但文笔更有文学色彩。她写过许多国民党、共产党与高层*人士，更写过重庆、北平形形色色的老百姓。她与沈老文字交开始得很早，但对面握手却在十年之后的1946年。沈先生当时一到北平，她和我父亲就去看沈，结果扑空。到第二次再去，才终于见到。
北京的形象（6）
彭子冈：《沈从文在北平》1946年夏，沈从文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就住在距离校区不远的沙滩中老胡同的教授宿舍里。当年住在这里的还有朱光潜、周炳琳、张颐等教授。朱光潜的女儿朱燕的童年杂记，记录了这段短暂的快乐时光：“晚饭后家中客厅常是高朋满座，同院的沈从文、贺麟、冯至、陈占元及住东斋的常风等是常客。他们谈文学、诗歌，很热闹。”
这是8月29日，北平秋天的黄昏，街上果子摊上复杂色调，气坏了画家画板，我似乎已经闻到了良乡栗子的香味了。北平各大学的复原带来了各色各样的学者教授文人，以及活跃的知识青年。北平的文化气息必然浓厚，色调也必然繁复丰富，这才是文化的温床，清一色会令人窒息死亡。
沈先生正伏在方桌上整理旧稿，跳起来向徐盈和我说：“你们是——”
报了名字，于是像旧师生般握手大叫起来。
“我正写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