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了名字，于是像旧师生般握手大叫起来。
“我正写了封信要寄给你！”他递了封信给我说：“十年不摸电话，不知道怎么用它，同时也点了十年的清油灯了。”
客人占据了他仅有的两把椅子，主人便只好坐在覆了白被单，有一条绒毛毯的床上。有点意外，这么玲珑瘦小的一个人，写了80几本书。并不意外，文格与人格的形象，甚至内心是统一的，他全无半点湖南人的豪迈，却有点让我怀疑《浮生六记》中的主人翁就应该是这副样子。下边删节了十一个自然段，最后的两小节如下：由《忆北平》也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忧虑，他屡屡追问时局的症结：“你们告诉我，批评我，免得我发了傻气说了糊涂话。”他不断提到他的小朋友们，那些环绕着他的年轻人，他最推崇的新作家是汪曾祺，在本报《文艺》与上海大型刊物《文艺复兴》均有其作品。
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件灰色或浅褐色的毛质长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上寻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码，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我非常欣赏最后的这一段，朋友圈中无论什么人看到了都要拍案叫绝。这是心灵中才气的流露，不是事先就设计好了的。我母亲这篇文章没有直接写北京，而是写了一个由外乡的乡下人变成著名京派作家的人。我母亲早年走上文坛遇到两位好老师。第一位是叶圣陶，他可是位非常和善的老好人，乡土观念极重，主抓教育是他最大的特点。他曾和自己的亲家夏丏尊先生合写了一本给青少年读的小册子《文心》，也就七八万字，结果，叶老就用他那一半的稿费在故乡苏州买了一个小四合院。我去过的，虽不是北京四合院那么严谨，但院中花木扶疏，很美丽的。院子长期没人住，“*”后苏州作家陆文夫去看他，他就主动把房子送给苏州作家协会编刊物了。陆文夫那里当然感谢，特意留出一间，平时也注意打扫，专为叶老的子女在苏时居住。陆对我也是很好的，他特意说：“你来苏州，如果需要长住，这儿对你也是开放的。”叶老从年轻时就很关心后起的作家。我母亲也是苏州人，同时更是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学生》杂志的积极撰稿者。我父亲也同时是撰稿者，双方慢慢相互认识了，最后走到了一起。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叶老至少对我母亲这个小老乡，是采取了鼓励与推动的作用的。随后，我母亲的另一位老师就是沈从文，他当时兼任了一份副业，就是替《大公报》编副刊《大公园》，母亲时常有稿子投寄给他，他总是修改后迅速刊登。我母亲的字迹很难认，每个笔道都是圆的。然而沈先生的毛笔字非常规矩。我小时在家里还看到母亲当时投稿的原稿，两种笔迹互相掺杂着，母亲珍藏旧稿已经多年。然而，沈先生与我母亲的见面，却在十多年之后的1946年，在前文所述的北平。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多次讲述沈当年写作的奋发：冬天的深夜，他因贫穷，屋内没有生炉火，就用一条厚毛毯盖在膝盖上。室温可以结冰，他就把业已冻结了的毛笔放到嘴边去“呵”，等毛笔的尖端化了冻，他再一字一句在稿纸上去写。他的七八十部长篇小说，大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沈先生是湖南凤凰人，自称“乡下人”，但他最后却被公认是京派文人的代表之一。这其中的道理耐人寻思。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北京的形象（7）
我前边引述的文化人，他们是用文字描绘自己认识下的北京，但都只是表达其北京情结的一个方面，仅仅是言论而已。事实上，他们的收入都不错，大多家庭和美，生活幸福。他们对文化的认识是通达而非狭隘的。所谓“故国”，就指人类全部的文化精神积累，并不分中国外国。比如林语堂，他的英文无比之好，通晓西方文化，还能用英文直接写作中国的事，比如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一要有国内足够的生活，二要懂得西方人欣赏的趣味，必须适应他们的习惯。同时做到这两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出版部门提出“走出去”的战略，其实第一步走出去的，应该是如同林语堂这样的大作家。没有像他这样的大作品，光有出版部门的推导，恐怕还是事倍功半的。只可惜啊，可惜我们长期没有注意他。还有一位翻译家叶君健，也用英文直接创作了写自己经历的三部曲，外国反响很大，国内默默无闻。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他能翻译这一点。再就是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梁实秋。过去我们只知道他写了《雅舍小品》系列，写过大量优美的散文，而且属于消闲文化的范畴，就从没报道过他花费四十多年的时间，独自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的翻译工作从大陆延续到台湾，又从台湾延续到美国，终于在死前完成了这个浩大的工程。这个例子说明：只要文人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其故国观念就必定升华——无论自己的故国还是洋人的故国，都一视同仁地热爱，也毫无保留地奉献，乃至于最后的献身。我想，今天我们谈故国，思想上也上到这个层次才好。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仁之（今年九十一二了）对我谈的一件事。他说：“1957年后，我去过你们家看过你母亲。她刚被打成右派，情绪很低沉，我同样痛苦，但也无奈。你大概不知道我与你父母如何认识的吧？我最初一直是《大公报》的读者兼作者，有了稿子就寄给你父母。当时我在北平，你父母在重庆，远隔万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面。终于抗日战争胜利了，你父母来到北平继续办报，而我忙于去英国留学，双方最后约定一起去西郊的卢沟桥相聚——既是初次见面，也是临别分手。因为你父母当初离开北平时，是在卢沟桥这里出的事，而如今胜利了，大家重新再来这里聚会。你说，我们这些人心里装的就是这样的情怀，大家都爱自己的国家，如今全国胜利了，你父母也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怎么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这件事，侯老就对我讲过一次。我后来再去他那里时，主要就是请教关于北京历史文化上的事情了。他一直对我很关心，每次去都耐心与我谈话，回答我各式各样的提问。他还站在墙壁上清乾隆时期的北京大地图前，用手杖在上边指指说说。我及时拍下了照片。这照片对我的价值很大，它一直鼓励我沿着京城文化这个课题不断前进。我有许多这样的照片或文人前辈赐予我的墨宝，多数是我父母的文坛朋友送的，如赵朴初、艾青、沈从文、吴祖光、汪曾祺等人的，也有我自己在梨园认识的，如前辈俞振飞、张君秋、袁世海等人的，还有我母亲从梅兰芳处拿回的照片，从程砚秋家拿回的欧洲小玩具等。这些东西，都构成了我对京城文化热爱的起因，每件东西往往都能引出一段小而又深的故国之思。今后有机会时，不妨再写一本这样玩儿着的书出来，相信读者或许会更有兴趣。
总之，不懂得故国，就不懂得今天的来之不易。把今天的一切看得太容易太简单了，就写不出有厚度并能历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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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锋一转说花鸟（1）
引录文字业已结束，从现在起，我开始自己的叙述。我谈北京，自然会说到它各种的重要的项目，但在这开篇之际，却要话锋一转，先要说业已消失了的一花一鸟，说一说两件被消灭了的北京风物：中山公园里的牡丹，隔壁太庙中的灰鹤。它们确实不大，但都曾是饱含文化意味的活物儿，因此就格外让人缅怀不已。应该承认，这两件活物儿，也就是北京这个“故国”时期活的象征。
有些奇怪么？上一节引录的那许多前辈，有许多还应该是我父母的前辈，他们回忆北京的文字，他们抒写对北京的感情，大多直接与国计民生紧紧挂钩，有很强烈的时代精神。可作为一名小小后辈的我，为什么话锋一转，就要谈什么一花一鸟了呢？我是否也太无聊太软弱了呢？
容我申辩。第一，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从小就没听见过枪炮声。第二，这篇要谈及的一花一鸟，确实又是老北京极其重要的两桩风物。它们本来很和平地留存、衍生于北京，是近代各式各样的炮火枪声干扰并驱赶了它们，让它们无法继续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故国无端的炮火是有罪的，而这些活的风物是无辜的。我，作为众多后辈青年中的一个，阴错阳差地赶上了它们的余脉，就赶上那么一点点，但也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就让我终生难忘了。这次写书写到了这里，终于有机会让我一吐为快了。
先说牡丹。说一说生长于中山公园里的牡丹。中山公园，原址为明清故宫的社稷坛，位于天安门与端门之右，乃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神）和稷（谷神）的处所。民国初年，北京政府“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禁地既除，“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休息之所”。（引文为朱启钤著《中央公园记》）1913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视察社稷坛，看到历经世变后坛内已是“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以如此名地废弃可惜”，欲辟为公园。第二年，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辟坛为公园之议”遂得到落实。1914年秋，段祺瑞、朱启钤等六十余人发起筹办公园的募捐，不及半年得募款四万余元，其中个人捐款以徐世昌、张勋、黎元洪和朱启钤为最多，每人捐款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元间。董事会由此产生（凡北京市民每年捐款五十元即为董事），朱启钤被推为董事长。董事会负责为公园的经营拟订了《公园开放章程》，并以公园“地当九衢之中”，命名为“中央公园”。1914年9月，公园对公众试开放。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公园正式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