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苦恼之中。她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已经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对党的忠心，可党组织却象捉迷藏一般地和她若即若离，就是不和她正面接触。母亲的履历表上至今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填写参加过任何一次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进步青年。因为，地下党组织确确实实从未正式向她布置过一项任务。
直到解放后，母亲做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在南京参加华东军区干训班时，遇到了幼师的一位同班同学。这位同学当年曾经是学生支部的支部书记，此时已是部队中的营职干部。同学加战友，久别重逢，自是有说不尽的亲热话。一夜长谈之后，这才揭开了困惑母亲长达六七年之久的谜底。
母亲说：“当时你的地下党员身份除了军统不知，同学们没有猜不出的。我有意识地找你谈过几次话，可你总是环顾左右而言他。”
母亲的同学抱歉地笑说：“现在都是革命战友，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对于你在上海幼师的积极表现，支部的同志们当时都感到十分困惑。大家认为，象你这样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是不可能真正背叛自己家庭和阶级的。你和你大姐断绝关系，我们也看在眼里，却以为你是国民党特务，企图伪装进步混进党内，所以组织上一直对你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敢冒然派人和你接触。当时只有江枫认为你是一个单纯的真心追求进步的青年，坚持支部派人接近你，了解你，吸纳你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后来他牺牲了，发展你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母亲是把这段往事当做一件有趣的故事讲给我听的。但我看得出来，在母亲似乎是轻松地毫不介意的笑声中，隐藏的是几多辛酸和无奈。
母亲当年对她们班的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抱歉付之一笑，体现了一个女性少有的大度和宽容。但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不被信任的羞辱在她的后半生竟然又多次出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里，象母亲这样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在工作单位，母亲一直是主要负责人，可就是不允许入党。终于有一天，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时，母亲被正式清理出了阶级队伍。起点是闺中小姐，归宿是家庭妇女。历史就这样同母亲开了一个大玩笑，在她人生的轨迹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圆。
1949年春天，决定母亲命运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下野总统蒋介石的幕后操纵下，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2日凌晨时分，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霎时间万炮齐发，天地震颤，火光映红了黎明前的黑暗。蒋介石苦心经营了三个月之久的长江防线在我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之势的猛烈攻击之下，20分钟之内便全线崩溃。24日凌晨，国民党南京总统府的红漆大门被轰然推开，解放军战士大声欢呼着冲了进去。青天白日旗被踩在脚下，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总统府上空猎猎飘扬。
26日，下野回到溪口老家“闲居”的蒋介石再也呆不下去，登上“太康”号兵船抵达吴淞口，他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而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不顾鞍马劳顿，铁流滚滚，兵临城下，已完成了对上海的铁壁合围。城里的国民党要做困兽之斗，城外的解放军早已刀剑出鞘，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战迫在眉睫，就要打响。
此时的上海城中，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
蒋介石任命他的三大宠臣之一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下达了死守上海的命令。汤恩伯上任之后，马上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把备战重点放在构筑坚固的现代化防御工事上，历时4个月，修筑外围、主体、核心三道防线；整个上海市几乎变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大碉堡。蒋经国视察之后吹嘘它“可以与马其诺防线媲美”，汤恩伯则狂言：“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汤恩伯一面修筑防御工事，一面加紧了市区内的白色恐怖。4月2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颁布的“紧急治安”条例贴满了大街小巷：“造谣惑众者处死刑”！“集中暴动者处死刑”！“怠工罢工者处死刑”！“鼓动###者处死刑”！“扰乱金融者处死刑”！“破坏社会秩序者处死刑”！“无命令而破坏物资者处死刑”！白纸黑字，触目惊心。
4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再次贴出布告：（一）自本月27日起禁止郊区人民迁往市区。（二）无上海市身份证者禁止入城。（三）迁出城外不受限制。（四）任何人私藏武器，一经查出就地枪决。
一时间，警车横冲直撞，特务四处捕人，军警戒备森严，几乎天天都有进步人士被捕枪决，甚至连虹口公园、大世界这些昔日最有名的娱乐场所也变成了刑场。仅4月26日这一天，上海市14所大专院校就逮捕进步学生356人。在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最后一个月内，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
在这大战将临的时刻，资本家政客及国民党军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外逃，能去美国的去了美国，能去港澳的去了港澳，能去台湾的去了台湾。就连一个月前，秉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旨意，在上海发起组织所谓“自救救国运动”的青帮头子杜月笙，见大势已去，也悄然动身去了香港。整个大上海似乎乱了方寸，被一种极度恐慌的气氛所笼罩。
在这种情况下，大舅心急如焚，时刻挂念着孤身留在上海的我母亲，多次来信要她速回安庆老家躲避战乱，大姨在美国则连发数电，催促她速下决心，赴美留学。
何去何从，面对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选择，母亲表现的出奇冷静。俗话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母亲把我大舅和我大姨的所有来信来电一律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1949年的整个春天，母亲象一个幽灵不停地在校园里、在同学中寻找着地下党组织，但就是找不到。她心里明白，党组织就在身边，而且是在有意回避她，但她却不知道究竟因为什么回避她。那时上海所有大学都已放假，胆小的学生回家躲起来了，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组织转移到解放区了，留下的都是护校或准备为解放大军进城带路的，母亲一直没走，可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荡，没有人给她布置任务。
终于，母亲彻底绝望了，她象一只在暴风雨中脱离队伍的孤雁，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寂寞和痛苦。固执的她经过几天不眠之夜的反复思考，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的决定。
母亲谁也不依靠，她要孤身逃出戒备森严的大上海，投奔人民解放军去。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善于叛逆的她再一次做出了让所有人都瞠目的抉择。
四 参军
母亲对我讲过，如果学校地下党组织接纳了她，她肯定就会留下，等待解放大军的进城，毕竟母亲是在城市长大的学生，农村和军队是她毫不熟悉的领域。
但母亲当时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学校地下党组织对她的不信任，这一下反而激起了母亲的倔脾气。
母亲暗自在心里发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不相信我会参加革命，我偏要参加给你看看。这里的党组织不让我革命，我就去寻找允许我革命的党组织。我不清楚哪里的党组织会收留我，但我坚信一定会有收留我的党组织。我不知道解放军驻扎在什么地方，但我知道向北走就一定能遇见解放军。我不知道解放军的军装是绿色的还是灰色的，但我知道他们的帽子上都戴着闪亮的红五星，只要看见高举红旗，头戴五星的部队，那就一定是人民的子弟兵。
母亲解放后遇见的那位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承认，我母亲这一举动终于使他们形成共识，这是一位下定决心背叛家庭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富家小姐。然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母亲已经象雾水一样在一个黎明前的黑暗，从学校蒸发得无影无踪了。
母亲是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悄然离校的。结伴而行的还有一位男生以及一位叫张洁、一位叫秦菲的同班女同学。母亲后来多次对我提起这两位与她一起参加革命的女同学。张洁是河南人，长得亭亭玉立，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位少将师长，但她母亲和父亲早就离了婚，所以自幼跟随母亲生活，十分艰难。秦菲是上海人，生得楚楚动人，父亲是开纱厂的老板，是个富家小姐。她们和我母亲一样，平时经常阅读进步书刊，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却又找不到党组织的大门，于是一商量，决定冒险逃出戒备森严的大上海，去投奔兵临城下的解放军。
虽然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布的通告规定，只是禁止人进入，允许人出去，但母亲知道，如果他们几个完全是学生打扮，那因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去投奔解放军的，毫无疑问会被军警以“通共”罪名抓进监狱。因此出城之前，几个人特意精心进行了一番乔装。张洁穿上鲜艳的旗袍，装扮成要到乡下老家避难的富家小姐，男同学装扮成黄包车夫，母亲和秦菲装扮成丫环佣人。由于四个人中间只有秦菲能讲地道的上海话，便事先商定，一旦遇见国民党军警盘问，就由她一人回答，其他同学尽量少搭腔，以免露出破绽。几个人就这样先向南经过徐家汇、曹河径，硬着头皮闯过几道戒备森严的关卡，看看确实走出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防区，这才又悄悄向右绕了一个大弯，转到西郊的安亭小镇，雇了一辆马车，直奔苏州方向而去。
一路上小心躲过几股由北向南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幸而只是有惊无险，晚上在陆家浜找到了位老乡家勉强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