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因为它太珍贵了。在土阿莫土群岛周围数千英里的范围内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翡翠，但有明确的记载表明像这样的戒指是整个明王朝早期曾被输出而且是被朱棣派出的使臣作为礼物来赠送的。位于大溪地岛（Tahiti）和澳大利亚的西南航线的沿线，还发现呈阶梯状的金字塔。最早到达斐济（Fiji）的欧洲人发现，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有人在开采铜矿了，而当地的土著人并不这么做。波里尼西亚人（Polynesians）可以携带着他们的手工艺品乘坐独木舟穿过太平洋，但这仍不能解释在美洲发现的中国母鸡和手工艺品这种大批量的货物是如何在太平洋和美洲之间进行运输的。我觉得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他们被中国的宝船队和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商船带过去的。
中国的舰队在经过如图上的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s）后仍然被洋流携带向西，在澳大利亚的东海岸相当于今天悉尼以北的某地登陆。这一伟大的航行，穿越了太平洋，航行七千余英里，费时约三个月。当洋流遇到澳大利亚海岸的时候便转向南，于是周满的舰队也随着改变方向转向老人星所在的纬度，这是他们的参照点。
洪保的舰队到达澳大利亚的情况已在第六章里描述过了。周满的舰队在他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澳大利亚的存在。因为从隋朝（公元589～618年）开始，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这么一块很大的大陆，住着善使回力飞镖①的人，它位于亚洲之南，到那儿坐船需要100天的时间。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山海经》中提到一种动物：它有着鹿一样的头，用后腿弹跳，在它的身体中部还有第二个头—那是在袋中的小宝贝。到马可·波罗在13世纪时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的地图上显示了两个爪哇，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爪哇，另一个是“大爪哇”—盛产海参和海蛞蝓，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眼里是美味。它们对渔民来说是一种赚钱的营生，在现在的中国它们仍然是价格很高的美味。马可·波罗访问了中国之后，他称“大爪哇”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岛”。即便是马可·波罗那个时代之前，北京的帝王动物园里就有袋鼠了。袋鼠，当然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关于中国人航行到澳大利亚的进一步的证据可以在台湾大学看到：一幅绘在瓷器上的地图，年代是1447年，显示了新几内亚的海岸线、向南直到维多利亚的澳大利亚东海岸和塔斯马尼亚的东北海岸。可惜的是，在我写作此书时这张图已经遗失了。
可能是周满舰队上的那些制图学家勘测了这些岛屿，成为海图的资料来源。既然周满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回国后有关他航行的记录就被毁坏了，我不得不到处去寻找周满登陆澳大利亚的确凿证据。我的分析是以中国人早就知道了澳大利亚这一位于南方的巨大的大陆、但只有经过了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航行才对它有了更细致的了解这一假说为基础的。果真如此的话，我估计地图制作应有很高的水平，陆地的纬度和排列是正确的，可能在经度上有显著的误差。
让·罗茨图上显示的很大的大陆可能就是澳大利亚，但是大陆东南方的陆地有一些经度上的错误和形状上的扭曲。于是我通过审视从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的拜伦（Byron）海湾南面到澳大利亚的东南角外的弗林德斯岛（Flinders Islands）的海岸开始了我的调查研究。仔细地拿让·罗茨图的这一部分和现代地图比较后发现，该图对从纳尔逊湾（Nelson Bay）（6）到塔斯马尼亚（Tasmania）南端（7）的澳大利亚东部地区描绘相当精确。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认出史蒂芬港口（Stephens）、布罗肯湾（Broken Bay）和波特尼海湾（Botany Bay）等地方和它们的正确纬度。
第七章 澳大利亚（3）
假如周满的舰队在横越太平洋之后到达澳大利亚的东南部，那么就应该存在罗茨图上有最细致的描述的证据。当我开始实地考察纽卡斯尔（Newcastle）南方的海岸线时，我发现了一个信息宝藏。19世纪40年代，最早的欧洲移民中的一位—本杰明·博伊德（Benjamin Boyd）在新南威尔士州最南端的伊登（Eden）附近的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 Bay）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城堡。他发现一棵巨大而葱郁的古树，树根长在一大堆石块底下。这一坚固的废墟由一个正方形平台及围绕着它的坚固的防御石墙构成。防御石墙内巨石构筑的碉堡的墙基和残墙抹着石灰。一定是花费了大量劳力把石头搬到这里，然后把这些石头雕凿好再堆砌起来。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澳大利亚的土人在澳大利亚的哪个地方构造了如此的防御工事，而那棵树的年龄和树根的位置表明那个建筑只能是在英国人首次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很早就已建成的。更多的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建成的石头建筑在悉尼南部陆续被发现。其中的一组20个，就像一个小村庄，矗立在海边，一条修整得很好的道路从一个水库通向岸边的一个15米宽的石码头。类似的石头房屋在纽卡斯尔①（Newcastle）也有发现。
已有人登陆澳大利亚的更一步的暗示见于悉尼北部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发现的一块古老的当地石雕，上刻一艘外国船，和中国帆船极为相似。远在约克角（Cape York）、金皮（Gympie）的海岸和安享地（Arnhem Land）也有类似的石雕被发现。当然，这并不能确证这些外国人就一定是中国人—说不定一群葡萄牙的航海者已经捷足先登了—但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附近的石雕显示出那时的人们穿着长长的袍子，这使这些人的身份缩小到亚洲人或中国人。此外，来自特威德（Tweed）河区域的土著传说提到陌生的来访者试图在布理斯班（Brisbane）西南部的沃宁山（Mount Warning）区域挖掘金属矿，这是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好多代的事了。
要证明这些外国拜访者的访问时间，最有力的证据来自遇难船只的残骸，尤其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拜伦海湾（Byron Bay）附近发现的沉船残骸。两根木制的钉子被发掘出来，碳素测年表明大约为15世纪中期，其正负误差不会超过50年。在开采沙矿摧毁这些沉船残骸之前，当地人描述了部分船体和3个从沙子里伸出的桅杆。在 1965 年，沙矿的工人们从这个位置发掘出了一个极大的木制舵；有的人说它有40英尺高。如果这些描述是相当准确的话，那么它排除了未知的葡萄牙人或荷兰人航行到此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轻型帆船没有那么大的舵。这些巨大的舵只能来自几百英尺长的大船—而中国宝船的舵有36英尺高。另外一艘古代船只的残骸在悉尼南部海岸的伍伦贡（Wollongong）①被发现，还有另外两艘在帕斯附近的沼泽地带被发现。伍伦贡的阿勒达拉（Ulladulla）还发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石雕女神头像（8），在尼平（Nepean）河底也挖出了类似的一件还愿供奉用品。
有一艘“桃花心木船”在瓦南布尔被发现，它和在帕斯和伍伦贡发现的三艘船的残骸很接近，拜伦海湾中的木制钉的年代和巨大的舵的大小都指明了它们起源于中国。只有中国人建造的船才能够配得上拜伦海湾发现的那么巨大的舵，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生产那么多的船，以致在一个地区就损失那么多。当地人的传说、雕着穿长袍的外国人乘船而至的石刻、一组组的石头建筑、还愿用的祭祀品，再加上沉船残骸的发现，都强有力的表明了在15世纪有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到达了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地区。
罗茨图的最初制在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的南面，作者画出了塔斯马尼亚向南弯曲的部分，但此图也似乎表示了这块陆地首先是向东，然后是向南延伸。这总是困扰着专业的地图制作者。但当我拿让·罗茨图和皮瑞·雷斯图在同一个纬度的地方作比较时，我立刻发现让·罗茨图上塔斯马尼亚南端的陆地实际上表现的是冰。皮瑞·雷斯图上所绘的冰和罗茨图上所绘的冰线具有鲜明的特征，和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仲冬（阴历六月）塔斯马尼亚南面的坚冰的北缘相一致。地球轴线的运动—多少世纪以来在不停的摆动—引起了冰线的前进或后退。当时的冰线相比今天的冰线正常最大值大约北进了三百千米。（9）
若不是罗茨图中画出的两条向东流出冰盖的河，澳洲南方和东南方这片明显的陆地之谜就可以得到解释。这两条“河”被标在新西兰的正北部；当然，那儿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在那个纬度除了海洋什么也没有。但当我查看一幅大比例尺的地图时，我发现了两个我以前曾经忽视的小岛—奥克兰岛（Auckland Island）和坎贝尔岛（Campbell Island）。它们和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都处于同一纬度。正如它们在罗茨图上所精确表示的那样，它们都有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海湾，而且也在同一纬度上。
这两个岛被标在那些在隆冬季节里就冻结在一起的冰盖的正常界限的边缘上。这解释了在罗茨图上那明显的反常之处。中国人不可能知道他们是两个岛而更可能以为是冰封的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连绵不断的冰铺展在这两个岛之间并向北伸展到塔斯马尼亚。他们再一次精确地画出了他们所看到的。他们航行到坎贝尔岛，然后确定老人星的位置—南纬52°40′，这正是这个岛的最南端的精确纬度。他们有了他们的参照点之后，就有可能开始对这部分世界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了。
第七章 澳大利亚（4）
我找到周满的舰队达到了坎贝尔岛的进一步证据，这见于早期到达此岛的欧洲人的叙述。此岛是海船船长弗雷德里克·哈塞博格（Frederick Hasseburg）于1810年发现的。在坎普海湾（Camp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