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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军官兵不能持久作战的弱点，既为清军窥破，因此清第一军统领冯国璋就定计以一部隔襄水牵制民军，并用大炮时行扰乱射击；另一部自蔡甸方面迂回攻击民军侧背，十月初一日早，自蔡甸前进的清军在南岸嘴琴断口至三眼桥一线与民军发生接触。民军抵御甚力，克强先生又亲临督战，见有擅自后退的，即在阵前正法，因此士气甚旺，与清军相持三天。但民军（无论湘军鄂军）究竟是新募之卒组成，各级军官都未经过战阵，洋枪重炮的怒吼声、杀伤力，常常使官兵后退，即如湘军第一协统领王隆中就恐惧非常，潜藏民家，不敢上阵。统领如此，其部下军官，也就不愿身先士卒，每遇清军猛烈炮火，第一协部队就逗留不进，湘军第二协见第一协如此，也闻风效尤。当十月初三日仙女山美娘山十里铺战斗激烈时，克强先生亲临前线，督催湘军前进，但竟四处找不着王隆中、甘兴典二统领，在队军官，俱不愿负责——由是可见当时各省新军组织训练的松懈，临阵当然难以持久，而清军又集中重炮及机关枪猛射，因此更使民军阵地万分危殆，不幸这时（十月初六日午）湘军第一协第二协竟又不遵命令擅自分向武昌及汉阳鹦鹉州退却，其他部队也受牵动后退，克强先生再三传令不准后退，并将后退者斩首二十余人，但已不能阻止；清军见我阵线动摇，即乘机前进占领十里铺；汉口桥口一带清军复乘隙渡河助战，更使民军阵地，感受重压。
克强先生眼看这种情势痛愤极了，在昭忠祠司令部对重要幕僚痛哭陈说：“战事一败至此，官兵无一人用命，眼见汉阳快要失守，我实在无面目见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谢同胞。”大众闻言，均为泣下，最后田梓琴先生起来哭劝克强先生说：“你一身关系大局安危，死不得！死不得！况胜负是兵家常事，请急收容各队伍至汉阳城内防守，背城一战如何？”
克强先生要以身殉汉阳的消息，很快地传到武昌，黎元洪闻讯，赶着派人到汉阳慰劝，挽请先生渡江休息，于是克强先生就在众人劝拥下于这天（十月初六日）午夜回到武昌都督府。
十月初七日，汉阳失守——自九月十四日克强先生至汉阳开始筹战守至此共计二十四日——这二十四日的时间是非常珍贵的：设若不是克强先生毅然以战守自任，凭襄水与清军相持，牵制清军力量，恐怕清军早已由海军的掩护经青山以攻袭武昌了。当时武昌守军单薄，若有不虞，民军失此根据，其影响将如何？因此，汉阳的固守二十四日，是已达到战略上的要求了——而最重要的是有了这二十四日时间，宋教仁先生才有余裕加强苏浙联军的组织以攻略南京。
原来克强先生自港抵沪后，即与宋教仁先生等商定攻略南京皖苏以响应武昌的方策，分途派人策动进行。九月初七日，宋教仁先生随克强先生到武汉一度视察当地情形后，又复东下，九月廿四日，舟抵南京，才发现原来约好的新军同志竟被清军张勋部分途搜捕或调开了，原定计划不能实行，教仁先生只好赶往镇江上海再为布置进行。结果，十月十二日（即汉阳失守后五日）南京终于为革命军所有了——如果没有汉阳的坚守，宋先生及苏浙同志哪有余裕时间以筹划攻略南京呢？由此可见克强先生在阳夏战守的功劳，而他本人却因挫败欲以身殉，更可见他责任心重，不成功即成仁，真是革命军人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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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攻略成功，使革命军与清廷对峙形势大变，因此，清廷不得不求和议。从此，政治重心移于上海南京，武昌首义的志士完成他们的任务了。
当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在上海集会时，曾选举克强先生为中央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嗣因克强先生坚辞，后来又改选黎为大元帅，克强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务；但克强先生始终不允接受，他不愿因个人地位而引起政治上的纠纷。一直等到国父中山先生回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国父提请参议院通过任他为陆军总长，他毅然受任，因为他愿意以身率教，将负责任、明礼义、知廉耻的精神播布在中华民国陆军每一个人。
宋教仁为宪法牺牲
晚色侵江白，轻舟发夏阳，潮声随岸远，山势送人忙。
大地风云郁，长途雨雪降，悠悠此行役，何处是潇湘？
这是桃源渔父宋教仁先生于民国二年二月自汉口东下上海时的诗句，也可说是宋先生在人世最后的吟咏；因为在当年三月，他就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沪宁车站了。
宋先生死时不过三十二岁，他是生于民国前三十年二月十八日，即清光绪八年壬午岁（西元一八八二年），依照我国传统计年法，上年正是宋先生八十冥寿。
宋先生虽然“不幸早死”，但是在他三十二年短短的生命历程中，却已经对国家民族尽了他最伟大的贡献，在国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蔡孑民元培先生说：“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多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若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渔父先生其最著者也。”——这是蔡先生亲眼见闻的写实，不是故意溢美的客套语。革命历史的记载更多可以证实这一说法的。原来自民国纪元前八年华兴会在湖南起义计划失败以后，宋先生就与黄克强先生等先后东走扶桑，一以避清吏的捕杀，一以作负笈求学的打算——当时留日学生界几乎是以学习军事为风气，因为大家的认识，都以为要“富国”必先“强兵”，并且要想推翻腐败的专制政权，也必须要先建立革命的武力。宋先生初到东京时，也深为这一风气所感染，曾经报名学习兵式操和马术，以为投考军事学校的初步；但是经过四五月以后，先生的计划变更了：他决心肄习政治经济学，这是他涉猎各种学科和研讨立国的根本大计，又经中日友人研究他的个性兴趣以后的结果——当时友朋多称许先生头脑细密，秉有天赋的组织力和经国的才能——从此宋先生就进入法政大学（后改入早稻田大学）。努力学校功课的余暇，就潜心翻译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实况的书刊，一方面个人藉此研究各国政治经济的优劣得失，一方面将它介绍给国人研讨。并且译述稿费所得，不仅可以添讲新书刊，有时还可以济革命党费用的不足，例如先生译述的日文名著《财政学》一书，它的稿费曾使同盟会渡过经济困窘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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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先生这样苦学的结果，使他对革命成功后建国的规模计划有所得于心。当辛亥春，黄克强、胡汉民先生筹谋广州起义的时候，他就被推选担任统筹编制课长，由上海至香港埋首于草拟文告典章的工作。“三二九”起事时，先生于革命政府组织所需要的约法与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都已纲举目张，累累备载，完全拟具了。不幸起义之事失败，先生只好带着盛放这些文告法规的一只大皮箱潜回上海，蜷伏在民立报馆的小楼房中，根据失败的经验加以改正。武昌首义成功，各种法令规章能够很快地制定公布实行，就是宋先生十数年来潜心研究建设事业的成绩。
在“三二九”与武昌首义的几个月间，宋先生在上海与陈其美、谭人凤诸先烈组成“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为长江起义革命的总机关，更是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宋氏手撰中部同盟会成立宣言有云：∫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而外此之入主出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更不知凡几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各有奋心，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一则以事败心灰，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心，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旅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各团体对于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感情之故见，不可现也。
由此可见“三二九”一役以后，革命党人的情形以及中部同盟会成立的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