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套，日军摆好阵势之后，先是迫击炮朝阵地上轰，没有重炮就不怕了。我们连的工事损失不大，没有人员伤亡。接着是端着枪往上冲。烟尘之中就能看见日军的模样了。
在日军两边和身后都是我们的人，日军只能从我们的防线向西塘方向突围，正撞在我们的枪口上了。
规定由连长黄伟指挥机枪首先射击，步枪以此为号再一齐射击。鬼子兵由远至近冲过来，都是跑着，跑得飞快。我瞄上一个正对着我的端机枪、光着上身、头上扎条白布的鬼子机枪手，耳朵听着连里的机枪响。
四百米、三百米、二百米、一百五十米、一百米了！我的心怦怦跳，那个日军机枪手看得清清楚楚，壮得像头牛，一身硬肉。我心里慌了，那个鬼子好像盯着我的眼睛，好像再跑几步就要踩着我的枪杆子了！
这时候听到黄连长变了腔的喊声：“打打打！妈了个×！”事后才知道连长带的那挺机枪坏了。
连长为了让全连听见射击命令，从掩体中站起身来，在下达完那声口令后，还没有来得及卧倒，脖子被日军机枪打中两弹，当时就牺牲了。
连长黄伟是河南人，黄埔毕业。据说吹一口好笛子，但我从没听见过。
连长牺牲后，副连长刘某（忘记了名字，只记得一个排长曾说过他的外号叫“三驴”，不知为什么这么叫）脱下外衣蒙上他的头让担架兵将他抬下阵地。在全连打退日军一次进攻的间隙，副连长让全连脱帽，他带头大喊“为黄连长报仇”，一连三遍。
抬连长的担架经过我身后时，我看见血顺着衣服往下滴，传令兵大哭，我也落了泪。
副连长接替指挥，但是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前，他突然失踪了。
在连长下达射击命令时，我不由自主地歪头向连长喊声的方向看了一眼，因为原先规定是机枪为号。回头来再找那个日本机枪手，已经找不到了，我冒险伸头一看，见他跑到左侧，我紧忙构成瞄准线咬住他，正要射击，见他一头栽倒，血立即染红了头上的白布条。我暗骂一声，再寻找目标时，日军已经冲上来，我们急忙投手榴弹。手榴弹在离阵地二三十米的地方爆炸，土和石子翻到阵地上。我看到有十几个日本兵竟然继续往前跑，听得见他们大叫的声音，离阵地也就是十几步了。
中日两军激战大云山，薛岳不知道阿南惟几的醉翁之意（4）
我脑子一下就乱了，心里想：怎么鬼子不怕手榴弹了呢？这么多年了也不用瞒你，那会突然就想扔下枪跑。但这时候6班长窦荣仁端起机枪大叫着站出阵地扫射，这股日军倒下几个，剩下的往回跑，往回跑时又被弟兄们打倒几个。
窦荣仁是我们全连这一战中惟一立功的，就凭这一下子，没人不佩服。
日军暂时退回去准备再次进攻，枪声稀落下来，担架兵在我身后不断线地走，我不敢回头看。
在补充弹药时，我忽然看见四五米远处那个新兵头歪在枪的一旁，我吓了一跳，急忙过去看他。
走过他身边，没见枪伤先听到打鼾声。我朝屁股就是两脚，他惊醒过来，手擦着口水问：“怎么了？怎么了？”
我想起有一个牺牲的老兵生前曾对我说过“战场四大奇”，新兵尿裤子常见，但打着仗真能睡着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战场四大奇”：有屎屙不出，无尿拉（即尿的意思）一裤，中弹不觉痛，打仗打呼噜。
不多时，敌机十几架来轰炸，炸得好惨！全连牺牲十几人，负伤十几人。刘副连长一个个掩体走，对谁都说：“好兄弟，坚持住，有部队增援我们，打好了给你立功。”
日军又冲上来了，比上次还凶猛，队形排得很密，我们尽量沉住气，一枪一枪地打。
我忽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浑身冒虚汗。光想大喊，后悔不听卫生兵的话。我强忍着，那是半身战壕，半跪在那里打，我用子弹袋卷了一个捆，用腿顶在肚子上减轻疼痛，又打了十几枪，泄出来才不太痛了。心想：“四大奇”都是说新兵的，我有屎不也屙出来了？
这次没让日军靠近，手榴弹起了大作用。我看见十几个日本兵冒死抢回一具尸体，估计是一个什么官，果然战后说我连毙敌一大队长。有两个兵争说是自己毙的，最后谁的也没算。还是仗没打好，丢了脸，功也不是功了。
送子弹的炊事兵是我贵州老乡，他说刚才睡觉的那个“老新兵”还真行，枪法很好，自己说已经打死8个了，他说在家是打猎的。我朝那边看了一眼，见他不瞄准，一枪一枪的像是很有格外的一种章法。
天暗下来之前清点人数，全连战斗减员已过了一半，来了大约两个营的援兵，都援到我们左翼的2营那边去了。一边骂，一边吃着炊事兵送上来的米团子和卫生兵给我的药，战斗就打响了。
天说黑就黑，那天阴天，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日军撇开我们连和9连两处制高点，直接朝大路上冲。我也迷了，这不是白送死吗？大路让机枪封得死死的，可日军就是硬冲，大概是想利用天黑吧。借迫击炮爆炸的一闪，我看见路上躺满了尸体，日军踩着同伴的尸体跑、爬、滚。我的枪可真是“夜里放枪——瞎打”了，反正是朝有鬼子的方向打么！
我们一直忘记了一件事，就是这次我们几个营是插到日军背后，拦截由大云山退回岳阳一带日军的。至于我们背后会不会有日军来，那是当官的想的事。
有一股日军真的从我们背后摸上来了，大约是夜里9点或10点。战场上的时间最不能估计，有时候你觉着过了大半天了，连长一看表说，才一刻钟；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是几小时。日军从西塘方向赶来接应这些被中国军队包围的日军。在我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就有人在阵地上大叫：“刘副连长！刘副连长！”听声音像是一排长，但没叫应。就在这时，机枪声从我们背后响起来。这是一个不大的小山包，我们根本就没有构筑向后打的阵地。日军已经冲到离阵地只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最糟的是这时没有人来指挥我们。我明白了刚才叫刘副连长就是为了报告这个严重的情况。无人指挥，腹背受敌，于是许多人就向两边撤退，或者也可以说是逃跑。黑夜中谁也看不见谁，我们班的人也失散了，我们沿着防线向2营阵地上跑，怕他们误会开枪，边跑边喊，2营的人不摸情况，有的也跑了，黑暗中听见他们的军官在吼：“不准离开阵地，否则军法论处！”
中日两军激战大云山，薛岳不知道阿南惟几的醉翁之意（5）
日军占领了我们连守的小高地，连打几发信号弹，记得有红有绿，正面的日军潮水般朝那里冲过去。我们连失守动摇了整个防线，我们旁边的8连、9连也撤下来了。日军朝那里走，友军的枪也朝那里打。我蹲在友军的战壕里，心乱如麻。
刘副连长上哪去了？如果他牺牲或受伤，该有排长代理。三个排长总不会都不在吧？按战场纪律，这时不论是谁都可以挺身而出，因为事关全局胜负，可是排长没有出来，班长也没有。如果不是拉肚子拉得浑身无力，我敢不敢大喊一声“听我指挥”？也不那么简单，我还不明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失守的责任由谁负。听你指挥你就要负责，谁都知道如果丢失阵地引起严重后果，那是要掉脑壳的！可能没有敢出来就是因为这。
说战斗结束，其实就是被围的日军逃出大半。我们这些截后路的，和前面的、两边的部队也就只好收兵。第二天，天刚亮时就看见山坡、道路、草丛，到处是死尸，有日军也有自己人。我们7连的人找到营部接受收容的只剩12个，其中有两个排长、两个班长。
拂晓开始打扫战场，敌我尸体分放。我跟营部的人到连里守的那一段清理，班里的那个新兵阵亡了，仰坐在战壕里，前额中间中了一弹，血从后脑流湿了后背，脸上倒没有多少血，他是战前刚刚补充来的，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排长带他到班里介绍姓名时我正拉肚子不在屋里。这个不知姓名的士兵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战场上睡觉和不用瞄准但枪法很好。这一仗他打死了许多日军，这是他的第一仗。我和另一个士兵抬着他走向阵亡人员集中的地方。从他头枕的战壕壁往下全是血，渗到土里许多。一个人就是那么多血，仗打多了，心里就有数了。
营部司书让一个排长与我一起辨认我们连阵亡人员，除了战前补进的二十多名新兵认不全，共阵亡42人，包括连长黄伟。我们用心寻找刘副连长，擦净许多烈士脸上的血和泥土，说心里话，我们希望能找到他。但是没有。
司书气呼呼地对我说：“136个，3个留守3个住院，参战130个，刨去死的、伤的、收容的，其余的都上哪去了你说！刘副连长（他当时肯定是叫着刘的名字而不称副连长，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哪去了你说！”
“失踪了。”我说了一句废话。
失踪，可能死了，也可能逃了。两个最不一样的结果，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一个“失踪”上“一视同仁”，对死去的人这是多么不公哟！连里有句话：“宁死莫要残，失踪说不清。”的确说不清。
俗语说：“哪个庙里也有几砣冤屈的鬼。”死不出一个明白的，都是冤屈的鬼。
这一仗后，还好没有把我们连的番号取消。两个排长按当兵时间长短当了正副连长，两个班长当了一、三排长，又调来一个黄埔生当二排长。我这副班长自然也提升班长。不怕你不信，那时候只要不当逃兵就算是好兵了。
有一天，排着队唱着歌来了一百多名新兵。年纪轻轻，新枪、新军装，真精神！一说都是分给我们7连的，我不知为什么，眼泪就下来了，咬着嘴唇都止不住。
日军13联队突围大半，随即加入湘北进攻行列，薛岳功亏一篑，十分气恼。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初的大云山之战，这段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