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其余官兵均任其自散（此为日军未遵守停火条件，为伤患医疗，故任其自行星散）。
三、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脱险回到重庆都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国军最高战功勋章），葛先才是在衡阳会战中期就得此青天白日勋章。如果是投降，则不可能获此殊荣。
第五节 孙子兵法的实战应用（2）
四、蒋委员长电令全国军队，于八月二十日上午六时，在各军次集合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藉志敬悼。
五、毛泽东主席于八月十二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中的社论中称赞：“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并无投降之语。
六、日军战史非仅未说投降，反而赞誉第十军无一卒投降者。及战后日战友会数度往台，对第十军的未死官兵表示敬意和祭奠方军长的墓前。
七、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葛先才师长奉蒋先生令，赴衡阳搜瘗忠骸，建第十军阵亡将士公墓，建成之日，衡阳冠盖云集，为衡阳地方的一件大事，这都有史可查。如果是投降，焉能有此盛典？
战后第十军军师长，也不对此说申辩。正是如史可法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他们内心的感触是可以体会的。任何投降的说法，都是不值一提或去辩白了。
衡阳会战只有在日军战史中，被认为是八年抗战中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对他的敌人（第十军）赞誉备至，但因伤亡太大，也对其国人隐瞒，故日本人所知者也不多。日军参与衡阳会战的战友会，于一九八一年前后，曾多次来台向第十军未死官兵和方军长的墓前致敬。
第六节 战略上失败的原因（1）
前文提到，衡阳会战在时间上来说，是欧洲战场上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和六月十五日太平洋战场上###浴血战，三万一千日军全部阵亡之后的第一、二个星期。照理应该是形势一片大好才对，为什么笔者说，这却是注定了第十军全军覆灭的命运呢？这是一个哲学辩证的问题，还要从第三次长沙大捷谈起。
实际上衡阳会战之前能称之为大捷者，也就是两年半前的第三次长沙大捷。六个月前的常德会战，敌我双方损失相当，不能称之为大捷。
同盟国罔顾道义
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当法国亡国后的五个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的第三个星期，香港失陷后的一个星期，同时则有马尼拉的失陷。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天，美国与日本还在谈判。这时，中国是完全孤立抗日的第十个年头（从九一八算起）。长沙如果失陷，则大后方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将不保。故是国家民族存亡之战。也是国军战略协调最好的一次会议，其影响前文已叙及。中国从孤立抗日中走了出来。并得到一些美援。
这里，吾人必须先要了解美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思想。基本上她们是“重欧轻亚”，亚洲的国家只是她们的殖民地。她们怕的是日本侵占了她们的殖民地澳洲、太平洋和南海诸岛国、中南半岛、印度，再跨过红海与地中海，与横扫欧非的希特勒会师。至于中国的死活不是那么重要，她们唯一希望中国做的，就是牵制着一百五十万的日军。
这可以从罗斯福对他儿子的一段谈话证明，罗斯福说：“孩子，我早就说过，要打败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抓住中国人不放，如果中国因孤立而屈服，你知道这意味着发生什么吗？这意味着日本人不仅可以从中国腾出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军队，而且还会再武装五百万到八百万中国人来。这些黄种人的大军会像蝗虫，不，像狮子一样扑向白种人的澳洲，扑向印度和俄国，占领埃及，然后和德国人在中东会师，那时候美国人还指望干些什么？噢，上帝才知道。”（参阅《二次大战白宫实录》）
得了人家的就要听人家的话，所以就派了一位史迪威来做蒋委员长的参谋长。美援的果，是苦涩不堪，史迪威也成了中国抗日的“灾星”。
中国成为同盟国一员后的第一任务，就是兵援缅甸的英、印、缅军，史迪威为缅甸战区指挥官。在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三月，中国军队在仁安羌援英战斗中，取得一些战果，但因英、印、缅军的失利，导致全线大败，史迪威率百余人，弃军离队，败走印度。数万中国军队困于北缅，饥寒交迫，牺牲数千。
史迪威在缅甸的败绩，认为是平生大辱，要收复缅甸，以雪前耻，就成为史迪威在南亚的主要战略。以打通中缅补给线为借口，频频从中国调兵往缅甸作战。一九四四年春，罗斯福迫我远征军入缅竟有五次之多，并于四月十日，马歇尔下令，将援华物资停发，俟远征军出动，始予恢复。
早在一九四○年七月，英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日本签定协定，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禁止战略物资经缅甸运入中国。
前文提到毛泽东的社论，引用了数则电讯：“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耽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守，战争将会延长。他们忧虑大后方的经济危机。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警告道：日本现有进行其‘首先击败中国’之象征（中央社纽约六月十四日电）。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恐怕我国来不及等到滇缅路打通就被日寇打败，说：‘得出打通滇缅路将是为时太晚这个结论，是何等悲观啊！’”（路透社伦敦七月一日电）
以上的资料充分说明了，英美对中日战争所考虑的只有两点，一是利用中国的军队，拖住日军，二是利用中国的军队，保护她们在南亚的利益。她们担心的是中国战场失利会使战争延长，但是她们不但没有支援中国境内的战争，反而不断从中国往缅甸输血。
第六节 战略上失败的原因（2）
所以衡阳会战期间，中国境内的军队已严重不足，无法规划一个像第三次长沙大捷的大捷。这就是说明国际间只讲利害、没有道义的严峻教训。
统帅部不在乎衡阳的得失
衡阳会战一开始，六月二十八日，梁寒超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否认衡阳失守会使战争延长，他说：“有人顾虑衡阳倘使失陷，将使战局延长一二年，吾人殊不能同意。”（中央社六月二十九日重庆电）又七月十日，何应钦在中枢纪念周上说：“在全盘战略上言，吾人实不忧敌人打通我平汉、粤汉两线之蠢动。”（中央社七月十日重庆电）
从以上两则电讯，可以看到统帅部对衡阳会战的态度。当然会有这样的态度，也是有它的原因：第一，因前述原因国内兵力不足，无法规划一次大的会战，围歼日军。第二，正因为盟军已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已取得相当的进展，胜利已可预期。抗战之初，国军的战略就是“以空间换时间”，守守守，退退退。现在，则是“以时间等胜利”，当然不在乎衡阳的得失了。
因此，衡阳会战一开始，就原本计划配给第十军协防的部队调往广西，准备下一步的防守。结果，衡阳会战后，一个地方都没有守住。四个月内，桂林、柳州又都失城于旦夕之间。
友军支援不力
友军支援不力，又是前述原因之果。既然统帅部都不在乎衡阳的得失，那么，友军又何必去卖命，也来它一个“以时间等胜利”，岂不乐哉？保得了军队的资本，也就是保住了胜利后政治上的资本。
据最高军事主管部门所编《长衡会战》第六节检讨：“我军逐次使用兵力，未能发挥最高战力，敌我在衡阳附近主力决战时，敌军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而我方则以运动迟缓，如第二十四集团之七十四军，主力久期滞留常德，而由广西方面抽调之四十六军，均于战斗尾期到达战场，且四十六军正当战斗进行千钧一发之际，全部由战斗中西撤，不但未发挥整个战力，且予敌军各个击破之机会。”
回想六个月前，第十军每日以百华里的急行军，驰援常德，解王耀武七十四军的第五十七师常德之围，今天王耀武却按兵不动，该如何去解说呢？
蒋委员长希望第十军能守衡阳两个星期，而今，守了四十七天，又达到了歼敌七万余的战略目的，总不能说衡阳失守太快，来不及部署吧？衡阳的失守是谁的责任？统帅部从未“自我检讨”。
试想，日军虽集十数万大军，久攻衡阳不下，自然有它的弱点，笔者认为日军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空军在太平洋的战役中已消耗殆尽，中国境内的日本空军力量薄弱，十数万的陆军也是强弩之末。此时中美联合空军已成立了八个月，广西还有不少装备精良的炮兵。史迪威的问题可以通过外交解决，甚至先斩后奏，来它一个“撤职查办”。退一万步，即使得不到中美联合空军的支援，统帅部如有一战的决心，规划一次大的决战，缔造一次大捷是绝对可能，因为衡阳守军已达到了歼敌七万余的战略目标，日军很容易接受衡阳守军的停火协议，也说明了日军此役已力不从心。
再坏的结果，也比此后各军被日军一一击破，四个月后桂林、柳州的失守要强得多。当然，如能有中美联合空军的支援，能一举消灭日本最后的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势必重写，也不会有“雅尔达密约”，中国之命运也势必改观。真是“一子之误，全盘皆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经常决定于某一战役瞬间的变化和胜败，“淝水之战”和“滑铁卢之战”就是很好的例子。
以上战略上失败各点，互为因果，此为吾人今后应“引以为戒”的教训。
综合以上各节，笔者的感想是：
抗战以来，统帅部的战略就是“退”和“守”，称之为“战略撤退”。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整整退守了十四年。“退和守”又养成国军怯敌和避战的恶性。孙子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