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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是不是过分了？
二
沈从文刚来北京时，靠远方的亲戚关系才免租住进了酉西会馆，因为谋个生计太难，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才索性写作，坐以待“币”，姑且先保全一条快饿死的性命。况且在他最初的几篇文章大都遭到难堪的冷遇时，他一度心灰意懒，甚至想重操旧业，跑回湘西旧军队混饭吃，如果不是1924年11月13日那个下雪的夜晚，在没有炉火的“窄而霉”小斋里走进来了郁达夫，请他吃了一餐饭、留下了饭后找剩的钱、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还有一句“好好写下去”，恐怕文学史又该有了另外一副表情。
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给了一个在寒冬弥留的游魂一把烧得正旺的柴火，才使得他苏醒过来。对于这样一个迫于生计的人来说，怎么会有如此的抱负，况且，就算他这一辈子已经过去了，在很多人看来，沈从文也并不真正够的上文学家的名号。“大隐隐于市”，这个孱弱的男人，只是一直不紧不慢地观望着现实，丝毫不放松地垒着他想象中的“希腊小庙”而已。他的手似乎只能摸到乡村最柔软的精神坚壳，他的鼻子似乎只能嗅到自然最动人的泥土香气。
沈从文没有写他此时身居其中的城市，这个可能成就也可能毁掉他的大院子，而是像个梦游者似的呓语着一个地名：边城，这个名称本身就暗和着某种孤单和不合群的心思，渡船徘徊在一条河的两岸，把一条原本应当远远延展的时间，死死地打上了一个结，时间成了一个圆，没有头尾地一直循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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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2）
中国人有把任何悲剧转化为喜剧的超凡能力，无论过程折腾得多么煎熬，结局必然是欢天喜地的大团圆，人们以此给本质残忍的人生增添美的成分，而沈从文毫不回避自然的残暴，直接通过对“死”的叙述，使人体验人生之“大美”。
翠翠的存在，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自然的轮自转到一定周期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她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爱人，最后也没有了爷爷，可读者却觉得翠翠的生命依旧生动和饱满，仿佛明明是一张构图完满的画，但是在拿掉了几个构成的支撑点之后，却没有感到一点缺失和不和谐感，有某种无形的物质在人物消失的一瞬，马上填补了空洞。
作品中人物开口说话的时候，作者就得闭上嘴。翠翠挣脱了沈从文的支配，转而成了在沈从文身体里流淌了一辈子的一道暗涌。
翠翠的父母，因为爱情而踏进了悲剧的雷阵，翠翠的爷爷，因为亲情而最终绊倒在悲剧的圈套里，翠翠的儸送，则直接扮演起了“悲剧”，这些痛苦累加在一块，已经够把几颗坚强的心砸得粉碎了，然而，在这所有的一切都按沈从文预示的情节发生之后，翠翠的生命却依然蓬勃地配合着天地生长的节奏，似乎她的命运已经被自然领养，不再受任何人力的左右。
翠翠的生命在不断分化，每一个部分都与山、水、虎耳草等等其他的生命现象黏附在一起。不可避免的，在我们仿佛与边城里各种原始的生存狂喜合为一体，并正当我们在酒神陶醉中期待这种喜悦长驻不衰的同一瞬间，我们会被痛苦的利刺刺中，无论是爷爷和大老的死、可能“明天”回来的二老，还是留下泪来的翠翠，都使我们感到难受和茫然，但是，纵使有恐惧和怜悯之情，我们和翠翠一样，仍是幸运的生者，而且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与众生一体，与创造生命的生殖欢乐紧密相连，这便是在合上沈从文的书时，一种涤荡了五脏六腑的清净的来源。沈从文不断塑造出一个一个永恒的现象，用以克服个体的个别的苦难。眼睛里含着落日和黎明，浑身散发着雷雨过后的清香的女子，用强健的美感战胜了生命程式中固有的苦恼，把苦难从自然的面容上抹杀得干干净净。
真是庆幸，上天给了沈从文这样的一双眼睛，让他不小心瞥见了自然最隐蔽的奥秘和恐怖的内核的同时，也给他受到刺激后治疗的办法：好比人们如果直视太阳，因为太刺眼而偏过头去，为了保护眼睛不受到强光的伤害，而出现的光斑。他笔下的人物，从来都长着美的面庞，人物生长于斯的土地都有着最健美的力量，它们就是沈从文运用的“光斑”，就是美。这种美根源于自然和万事万物的本原，这种美的体验绝非蒙蔽在事物真相之外的幼稚，也不是故作天真的矫情，它以欣赏这世上美好的事物为责任。
三
只是，沈从文无法看到北京城里能建起他心中那座新城的那一天了。正如他在1948年一次自杀被救时叨念的那句话：“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不能对他的能力做过高的估量，他也只是一个有祖籍的人，是一个在1951年解放后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中，称自己在自己的思想斗争中倒下的人。原来，他不是一个全能的人，甚至不但不是一个全能的人，还是一个有着太多软肋和硬伤的人，他感知痛苦的末梢神经实在太丰富，也太敏锐了。
1925年3月9日，沈从文用署名休芸芸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散文《遥夜》，难道这个笔名本身不能说明什么吗？他不过如同一只朝生暮死的蜉蝣般寄生在芸芸万物之中，和众生同在天地沸腾的大锅里翻滚着。他是一个曾经看过无数次砍头的人，一个对血腥气谙熟的人，已经不能再放下对生命的崇拜和对芸芸众生不自觉的爱。那些鲜明的印象和浓重的印象过早地挤占了他的身体，于是当在他最需要书写能力的时候，似乎曾经附着于他的某种神力一下子撤走时，他便像一根萝卜，被连根带泥的从那片给予他神秘动能的土地上拔起来，远远地抛了出去。
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3）
着实太残忍了，好比一个人，不断地喂他食物来扩充他的胃，让他的食欲越来越大的惊人，却又在突然之间，每餐提供给他的饭量只够养活一个婴儿，他遭受到的将是翻倍的痛苦。老天给了他不餍足的欲望，时代却轻易地毒哑了他出声的器官，试问一个被掐灭灯光，被轰出舞台的戏子，还凭什么能唱响一出独角戏？
“在全国正有几百万人殊死搏斗的时刻，一个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一个文人病了，事情实在微不足道”（虎雏《团聚》）。他知道那束曾经照亮他的追光已经不可避免地暗淡了。1948年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基本圈定了“拆”字。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自杀，于他而言，自尊受到质疑，文章被全盘否定的痛苦实在太强大了，他不是一块坚硬的卵石，而是一枚与卵石有着相似外表的蛋。一块卵石，纵使长着一副再可人的模样，也始终保持着不能孕育的冰冷，而无论是一枚多么普通的蛋，却为一个生命埋下了伏笔。也正因为蛋是一个生命的载体，所以它如此脆弱，经不起一丝细微的震荡和磕碰，如果与卵石相击，只会使这个生命的机会白白流产，不是没有勇气和信念，而是一个尴尬的“注定”，让每一个这段历史的看客，都领走一份令人膝盖都打颤的羸弱与哀伤。
四
1949年开始，沈从文以后的三十年，就在历史博物馆度过了。沈从文于1953年，从交道口北头条胡同60号搬进了东堂子胡同51号，一直住到1980年。他一头扎进文物里，白天黑夜地干，大概已经没有人能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坚决地工作。大概此时的他是平静的，大概他已经能够自若地到1949年精神崩塌后的废墟上走动了。
寒假，爸爸带我去午门上班，在五凤楼东边昏暗的大库房里，帮助清理灰扑扑的文物。我的任务是擦去一些不重要东西上的积垢。库房不准生火取暖，黑抹布冻成硬疙瘩，水要从城楼下边端。爸爸跟同事小声讨论着，间或写下几行字。他有时拿大手绢折成三角形，把眼睛以下扎起来挡灰，透过蒙蒙尘雾，我觉得这打扮挺像大盗杰西，就是不够英俊，太文弱。中午我们在端门、阙左门、阙右门进进出出，让太阳暖暖身子。他时时讲些我兴趣不大的历史文物知识。这挺好。爸爸又在做事了，我不扫他兴，由他去说。
“这才是劳动呐！这才叫为人民服务喃。”
他边走边叨念着，说给我听，又像自语。
爸爸这一头扎进尘封的博物馆去，不知要干多少年？那十几二十本准备好好来写的小说，恐怕没指望了。在病中对着收音机独坐的时候，他写过许多诗，又随手毁掉。那不过是写呓语狂言吧？也说不定，那是他写作生命熄灭前最后几下爆燃，奇彩异焰瞬息消失，永不再现？
上文是沈从文的儿子虎雏对往日的一段记忆。沈从文先前一直在做着的劳动，大概是没人能了解其中意义的。文学不是搞社会调查，每天大量地写时事新闻稿，也不是生物学家，要给每件事物去作解释。文学于生活的关系大抵是很微妙的，比方说：水是什么？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里头说了他身体里流动的那一泓，不是两个氢一个氧合在一块的一种透明液体；思想是什么？翻动他的书，每页纸之间都有一个思想沉沉地翻过身去，难道要解释成“一种生物系统的气压变化”吗？人们总是操之过急地看待一个人手头上的工作，想对它的价值下评判，但他们有限的思维怎么能够追得上他已经触到未来的目光呢？他像一棵沧桑的树，思想的枝丫越是向着光明的天穹伸展，内心的根就越向黑暗的地下深深扎下去。
不过，就算不能再写作了，他仍然选择了人们不知道要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