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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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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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因为滥杀无辜,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使努尔哈赤椎牛祭天,含恨起兵。而崇祯错杀袁崇焕,是明廷自毁长城,大明皇朝这座华美的大宅院本不该遭受此劫难,但无奈它于百般聊赖之时,自己捅破了贮洪的堤坝。当袁崇焕驾着木舟前来搭救的时候,明明是同坐一条船的崇祯,却在将袁崇焕一把推下水之后才记起自己压根不会用桨。
  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巧妙的利用了反间计使崇祯上钩,才使这位曾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又在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广渠门”、“左安门”两战的胜利,他本人更是“两肋中箭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的战将,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
  《明史·袁崇焕传》,这样评述这一事件对明朝历史的影响—“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因果相成,努尔哈赤不敌袁崇焕,但袁崇焕却成了皇太极掌中的一只死老虎。
  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人,后随父落籍广西藤县,父辈以耕田经商为主。农民的勤劳、俭朴与商人的机警善变,使袁崇焕具备了双重性格特征。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经过十三年的不懈努力,袁崇焕终于由举人考中进士。这一年他刚好三十五岁,就是在这一年,明朝的军队在萨尔浒大战中被清金军全线击败,此战既决定了明皇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同时也决定了袁崇焕这位读书人,将要放下笔杆拿起刀剑,由四季如春的南国邵武县衙,走上冰天雪地的北国抗金前线。
  历史上有人曾把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作为这个国家是否太平昌盛的评判标准。作为邵武县令的袁崇焕,他首先是一个清官,在任上没有为自己敛财不说,更是身体力行为民做事。据乾隆《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这个父母官,遇到百姓房子着火,立即穿着官靴上墙爬屋,实在让人感动。他微服私访、秉公执法、平反冤狱,史料称“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
  天启二年(1622年),到京师接受朝廷政绩考核的袁崇焕,在明朝先失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又失陷广宁,丢弃全辽,举国上下谈敌色变的情形下,单骑出关,了解战场形势。
  就在失陷广宁第四天,御史候恂慧眼识才,不泥成规,上奏皇帝请求破格任用袁崇焕。天启皇帝的一纸诏书,使袁崇焕一下子由文官变成了武将。随着袁崇焕积极防御,营筑宁远的战略主张被皇帝采纳,他的苦心经营实施,使宁远城终于成为努尔哈赤一道无法逾越的战略屏障,明清两军从此进入战争相持阶段。
  是袁崇焕改变了明朝军队一败再败、一退再退,不得不把山海关作为屏障北京的最后一个营垒的危险处境。
  可是就在袁崇焕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升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创立的功勋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之时,祸患也随之而来,他临死前曾留下这样带血滴泪的名言:“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招冤,蒙罪始可有功。怒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
  看来袁崇焕活得明白,死也死得不糊涂。问题是到死他也没有参透自己的主子,为何皇帝高鸟未尽,良弓便藏,敌国未破,谋臣已亡,狡兔没死,走狗便烹?
  袁崇焕哪会明白,一个昏庸残暴的皇帝是不按常理出招的。
  有人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除杀死袁崇焕外,还杀死或逼其自杀的督师、总督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有九个或被杀、或自杀、或入狱;在这位亡国皇帝上吊自杀前,他还残忍的把刀挥向他的妻子女儿及身边柔弱的女子。
  崇祯的黄袍太像一个躯壳了!这个貌似坚硬的外包装里头是滑腻腻、脏兮兮的一摊杂碎。愚蠢的人遵守的人生法则应是“袖手旁观”,他们越辛勤地将脑中的想法付诸实践,他们对社会的恶性冲撞程度就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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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牵引明清两代(3)
袁崇焕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不争气的暴君,出生入死、血战疆场!
  历史常常是公正的,但又喜欢同现实开玩笑。在袁崇焕被冤杀155年后,清乾隆皇帝在修明史时,终于公开了清廷这份天字号绝密档案,并为大清国的昔日仇敌树碑立传。乾隆为袁崇焕平反的目的很多,当然有拉拢汉臣、粉饰太平、收买民心、故作姿态的作秀成分。但作为一朝天子,如果把表面文章能作到如此程度,实在也够水平了。此举,并非小肚鸡肠的崇祯之辈所能做到的。
  为袁崇焕平反,是乾隆一生创造出无数政治杰作中,最为出彩的一个作品!
  直到这时,北京的百姓才昏昏沉沉地醒过来。
  但北京毕竟是一座有良心的城市!当年,在袁崇焕遇害之后,一位广东籍姓佘的义士,冒着杀身之祸,盗走了袁崇焕被挂在旗杆上示众的头颅,连夜掩埋在了自己在广渠门一带的居家后院里。没有墓碑和坟头的袁大将军之墓,一年年、一代代地保护下来。佘义士和他的后人为袁大将军守墓的责任,也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到了佘树芝老人这一代,已是第十七代的守墓人。有位来自美国的游客,在参观过墓地和了解到佘树芝家历代守墓的历史后说:“我们美国的建国历史才两百多年,佘家人为一个蒙冤死去的将军竟然守了三百七十年的墓,实在令人敬佩!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和北京城的魂魄所在啊。”
  今年夏天,我找到北京广渠门东花市斜街52号,在参观了袁崇焕之墓后,打算再拜访佘树芝老人,不过我这时才知道,佘树芝一家因袁崇焕墓已列为北京文物保护单位,被动员外迁了。尽管在此之前,她和她的祖辈世世代代守住在袁大将军的坟墓旁;尽管这座宅院是自己祖宗留下来的房子;尽管她们一家人本身已成为鲜活的历史,但这些也难以动摇有关部门执行红头文件的决心—“文物保护单位,不能有私家居住。”佘树芝老人与丈夫焦立江及子女,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这座精神居所。
  如今,东花市斜街已完全拆尽,重新修葺一新的袁崇焕墓在新开发的居民小区里躲躲藏藏。不过,站在袁崇焕的墓前,可以听到广渠门学校里孩子们的读书声,袁崇焕当年他认为值得丢弃生命去保护的好日子,现在,可以天天看到了。
  

多尔衮—一切都如过眼云烟(1)
北京紫禁城的东侧,有一条叫南池子的街道,这里在明清两代属皇城禁地,普通官吏和庶民百姓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大清顺治朝摄政王多尔衮的王府,就设在了紧挨紫禁城的南池子。
  一
  多尔衮的摄政王府就建在明朝的“南宫”、又称“小南城”的旧址上。这里曾是明英宗在“土木之变”后幽居的地方。
  摄政王府殿宇雄伟,地基有一丈多高,三十六根檐柱撑起了主人在世时的尊贵与奢华,单那色彩绚丽的三层椽檐,就连皇宫内的殿堂都逊色三分。
  紫禁城内所有宫殿,包括太和殿,其檐椽无一例外都是两层,唯独功高盖主的多尔衮敢于拿自己的王府挑衅皇宫里的宫殿。通过摄政王府这不可一世的建筑,就可以读出多尔衮当年的冲天霸气,以及不把皇帝当回事的骄横与跋扈。
  当年,南池子的摄政王府,是不折不扣大清国的第二朝廷。那时,大清皇帝福临才刚刚六岁,国家所有军政大权,都掌控在多尔衮一人手上。
  人们可以想象,当时摄政王府的喧嚣、气派是何等浮夸、撩人,每天进进出出的文官武将,足以把南池子这条街巷,塞到抛起一粒豆子都找不到落下去的空地。若是哪一根腿能跨入王府的大门,当时,便是被咵地一声掇上了一枚价值盖过黄金万两的身份确认章,好像是动物具有了群族间相互辨认的气味儿,且不说这味儿到底是臭还是香。
  多尔衮白天在紫禁城武英殿临朝摄政,夜里回王府休憩。他的生活习惯还沿袭了关东时的许多旧俗,就连王府的大殿建筑在许多架构细节上,都凸显着旗人的风格,譬如在柱头上弄一个鬼脸装饰,殿宇的窗台开得极矮,窗户纸糊在了窗棂外,以防窗户积雪损坏窗纸。
  多尔衮率大军入关进驻北京时,已32岁,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战斗在冰天雪地的关东地区,应该说,多尔衮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二
  1612年11月17日(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多尔衮出生于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是乌拉那拉氏阿巴亥为努尔哈赤生的第二个儿子,他上面有个叫阿济格的同母哥哥,下面有一个叫多铎的同母弟弟。
  这一年,努尔哈赤可谓双喜临门,第一喜,他又添了多尔衮这个儿子;第二喜,他再添了一个媳妇,添子娶妻福喜双至,兴头上的父汗,为多尔衮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爱新觉罗·多尔衮。
  “爱新”是一个姓,满语“金”的意思;“觉罗”就是汉语“姓”;“多尔衮”在满语中就是东北原始森林中的一种威猛彪悍的动物“黑熊”。爱新觉罗·多尔衮,用汉语来说,就是姓金,名熊。
  人们常说,少年丧母是人生最大的苦难,在多尔衮刚刚长到14岁时,对他格外偏爱的父汗努尔哈赤去世,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天,还没在痛苦中醒过神来的多尔衮,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阿巴亥大妃被人活活勒死,做了父汗的生殉。多尔衮几乎是在眨眼之间失掉两位亲人。一个14岁的少年,遭受如此沉重打击,再高妙的文字也无从描述。
  努尔哈赤死后,与多尔衮同父异母的哥哥皇太极继位。从此,他必须每天把头缩在胳肢窝里生活。也许因为他是块铸剑用的钢,生活的磨难不但没有击垮他,反倒成了他的磨刀石,与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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