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士兵，死于一次意外，1960年代初被树立为大公无私无限忠于毛的楷模。＇。当时还鼓励写血书，有个人写的，也有集体写的，那些学生刺破手指，挤出鲜血来书写，向伟大领袖保证一定听他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后来还给那些持抵制态度的父母办“学习班”。另外，还求助于文化革命中流行的“大批判”：大字报、批判会，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等。为了打击“反面人物”，无所不为，粗言秽语，有时发展到身体暴力行为。用这样的办法，就可以维持一种令人恐惧的气氛。这时，宣传队开始舍弃个人报名的方法，而实行集体报名，以班排连为单位（学校已经按军队的编制重组过）。对付那些继续死顶的青年，则另有一套杀手锏：坚决明确地拒绝在城里给他们分配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队员一般都敌视“知识分子”，所以对他们就有意收紧政策。结果，一些伤残的、有病在身的、未满16岁（规定的最低年龄）的，都不得不下了乡。出身不好的青年毫无招架能力，所以通常是出身好的最能顶。同样，相悖的是，获得分配在城里工作的，很多是被军代表看好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可他们在动员其他人下乡时的表现却积极得很＇ A。 Chan； S。 Rosen； J。 Unger，前引，页444…445；J。 J。 Michel/Huang He； 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 页34。＇。有些人可能会被分配在城里，那就会引致红卫兵小头头们的一番激烈争斗，要进入有权决定安置知青的工作小组。为了能被工宣队和军宣队属下的机构接纳，暴力、贿赂，无所不用其极＇ 《文汇报》1968年5月25日，刊于SCMP； 4207，页11。＇。表面上装出自愿奔赴“最艰苦的地方”（必须这么说才能表忠心），其实是小心行事，千万别让自己的名字登上那下乡名单。这些积极分子满嘴高调给别人指路，自己却不去走，他们的这种行为令当局很担忧＇ 这些“逃兵”是被《红卫兵报》（1968年7月17及31日）揭发出来的。见刘小萌，前引，页152…153。＇。
进入秋天后，上山下乡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总是走在最前面的东北三省，从9月开始就成批地遣送学生。沈阳有17。6万名老三届毕业生，在短短10天内14。4万人被送下了乡＇ 《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页246…247。＇。不过，在学校里还留下不少老三届。所以，毛在12月21日晚发出那条有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 见本书，页38。这条指示又称“一二·二二”指示，12月22日是刊登上报纸的日子，其实21日晚上已经通过广播电台向外宣读了该指示，即刻掀起总动员。＇，全民又再一次上街兴高采烈地庆祝。这条指示更强硬更明确，从此之后宣传工具不断地重复又重复。下乡浪潮演变成了真正的狂澜，不仅是知青，连其他阶层的人也都受到了冲击。黑龙江省又一次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在1968年5月7日成立了第一所“五七干校”。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赞扬他们取得的经验。此后，“五七干校”就在全国遍地开花。数十万干部及知识分子被送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有些带同子女下干校，如果这些孩子16岁了，或者等他们到了那个年龄，就都被看作是知青。毛在1965年6月26日发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医务人员立即响应这一伟大号召，成千上万地出发到下乡去。此外，无业游民、家庭妇女、有政治污点的人，还有社会青年都被大批送到农村去。但是，被卷入这股洪流的主要是知青＇ 1968年有60万城镇居民下了乡，再加上近200万下乡知识青年；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3。＇。
毛12月22日的指示不仅针对他们，也针对他们的父母以及接待他们的农民。从该指示发表那天起，负责干部就放弃了说服工作。根据林彪的逻辑：“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么一来，当局采取强制手段就顺理成章了。另外，那些当时未离开城市的青年普遍都缺乏革命热情，当局认为必须施行强制手段。学校、街道委员会以及父母的工作单位，三者联合起来，使这些青年无法进行消极抵制。而那些仍在犹豫的或者继续抗拒的，就随时被来做思想工作的积极分子骚扰，有的时候，还带些小孩儿来大声唱最新的语录歌。假使这还达不到目的，就会到单位去揭发，单位就工资、粮票一块儿扣。反正，任何伎俩都是为了制造出轰轰烈烈的声势表示对这项政策的全力支持。到处都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欢呼主席的最高指示或者欢送下乡的知青。不时会看到某些古怪现象：被迫前来的欢送者的人数与被欢送者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比如在上海，革命委员会动员了120万人来夹道欢送120位知青下乡＇ 刘小萌，前引，页168。＇。
虽然一般都有些夸大事实（或者把下乡的各阶层人士都混在一起算），但1969年期间公布的下乡数字仍然可以反映出一个前所未有过的有组织的移民潮。它并不像以往那样仅仅跟大中城市有关系，现在是连最小的镇都涉及到了。拉萨那么一个人口稀少的城市，在1969年10月第一次送走了一批知青。少数民族的子女、华侨子女，甚至外国专家的子女，都不能幸免。农村地区，过去有人对大批接待城镇青年持保留态度，如今也不敢再表示异议了。新闻报道了一些动人的事例：农民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接待好这些青年，有一位甚至把刚盖好的准备结婚用的新房让出来给他们住＇ 同上，页162…170。＇。
从1968年底到1969年春，下乡热潮风起云涌、震惑人心。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几次远距离移民。一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计划送62。1万知识青年到边远省份下乡。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交通运输问题。东北铁路线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因为必须把26万及5。5万青年分别送到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就是说在5个月内每天要开出两班专列＇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4。＇。沈阳军区（统管整个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司令员陈锡联调动所有资源保证完成任务。多亏了他和领导该省的毛远新（毛的侄子），辽宁成了下乡运动的卓越典型。在1968年底，这个省就动员了30万人下乡。江西省则别出心裁，让下放干部带着知青及城镇居民插队落户，树立了另一种榜样。该省在短时间内就遣送了10万多青年下乡＇ 刘小萌，前引，页167。＇。
下乡的和留城的
1969年春，绝大多数“老三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完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也结束了，因为九大的任务是建立新秩序及重组新的全心效忠（至少表面上是）伟大领袖的领导班子。5月，《人民日报》欣喜地宣称：在中国的每个公社和每个农场都有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改造。然而不久，安置1969年届毕业生下乡的动员工作大张旗鼓地展开了。1968年，有一部分学生还能受益于“四个面向”的政策，幸免下乡的厄运，可是1969年毕业的就很少能避免得了。那时，很多地方的办事原则是“一片红”政策，就是说除了少数应征入伍的可享有特权，其余的毕业生全部都无例外地必须下乡。“四个面向”的政策到安置1970年届毕业生时，才又再奏效＇ 多次访谈记录。《上海经济1949…1982》，页87。＇。
正像我们下面谈到的，“老三届”＇ “老三届”有时也称作“老六届”，因为初中、高中各有三届学生，见《青年一代》，1984年6月，页36。＇毕业生过去现在都有强烈的归属感。知青中只有他们享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其实，他们是新下乡运动的参加者，也是文化革命前最后一批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中学教育的学生。照毛的说法，那是“修正主义”教育，尽管如此，比起随后的12年，这种教育达到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这些“老三届”们在农村有时跟与他们同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相聚，他们的遭遇相似，多年间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以毛的观点来看，大学生比初高中学生还“臭”，因为他们念的书多。不过，通常不把他们列入“老三届”。有关知青的统计数字一般不包括他们。事实上，他们的身份是不太一样。尽管毛再不愿意将他们直接分配到干部的职位上去，但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依然有幸可以享有国家发给的固定工资。特别是，比起真正的知青，他们有更多机会在几年之后被调往城镇的工作岗位而成为干部。这些年青人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称号：“老五届”，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批在1965年进入大学的，而在1966…1970年间被宣布“毕业了”＇ 他们的学习期限通常是三四年，但由于文化革命期间停了课，所以推迟了毕业。虽然他们的命运没有“老三届”那么悲惨，不过他们一般也都经历过混乱时期，走过曲折困难的道路。见观沧海（主编），《“老五届” 三十年风云录》。＇。在这个时期之前，除了个别情况＇ 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180名文科大学生自愿要求调到北京郊区，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全面革命化，也替农村干部搞宣传工作，并担任他们的副手；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15日，第二版，及1965年12月20 日，第二版。＇，大学生是可以避免下乡的；文化革命后，“工农兵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并没有大批下乡。“老五届”没有构成像“老三届”那么显著的社会群体，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运道稍微好一点儿，而且在人数上，他们几乎少了10倍，总共有55万名，而“老三届”应该有500到600万之多＇ 观沧海提出有100万“老五届”（前引，页4），但官方统计没有列出如此重要的数字；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63、966、969。估计“老三届”的人数就更难了，因为教育部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