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远地区，丝毫不考虑当地的接待能力。 华国锋在1973年曾经透露：7000名到贵州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中，就有6000名跑了回来，原因很简单，那儿吃不饱＇ 刘小萌，前引，页391，注释1。实际上，有1万多上海人去了贵州；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5。＇。从1974年起，因株洲模式占尽优势，所以到城市郊区去下乡就越来越普遍。
这个时期遣送下乡取得的“成绩”在我们的曲线图上一目了然，显示出的是第二个高峰＇ 见本书图表1，页191。＇，但付出的经济代价不容忽视，上文已经谈过。其实，当时运动已经悄悄地逐步由终身下乡制向轮换制过渡。对这个问题，全国会议没有明确的指示，不过在会上代表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赞成大多数知青实行轮换制，因为比较合理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经济代价太大（安置费只是给知青在乡下过一段时间，太不值，而且得进行两次职业培训，到了农村是第一次，返城后还有一次）。反对的代表建议下乡人数少一些，但应该是固定永久的。全国会议明确规定准许在下乡知青中招工征兵。在这种情况下，回城的人数明显地增多了，当然还没有下乡的多，不过已经足够提高返城的百分比（从1962年开始计算），1973年底是42。9％，1976年底上升到48。1％＇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111。见本书图表2，页192。＇。许多省份已经开始尝试轮换制，因为动员工作比较容易进行。文化革命前唯一正式实行过轮换制的省份广东，1975年又再一次重新实行，遣送了几乎与1968年同样多的青年下乡＇ 见《中国人口 广东分册》，页168。＇，同时也组织了一大批1970年以前下乡的返城＇ 我们很遗憾没有找到返回的确切数字，但多次访问都向我们肯定了这一事实。＇。
正是在这个时期，经济现实主义令政府废除军垦农场制，恢复国营农场制。生产建设兵团是在革命狂热中匆匆成立的，接纳了过多的知青，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以及生产效益问题＇ 有关知青在国营农场及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经历，见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解体，见刘小萌，前引，页471…480。＇。本来国营农场已经赤字连年，转到军队掌管之下更是每况愈下，简直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从1967到1969年，亏损额增加了近5倍，达到4。6亿元，而投资实现经济效益则下降了13％。政府很快地就觉得不对头了，1970年10月召开了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商量对策寻求解决办法，但没有任何结果。从1971到1973年，生产持续下滑。黑龙江兵团仅在1973年就亏损了近2亿元，而整个兵团系统的亏损额竟然达到了11。1亿元。问题在于兵团干部根本不关心生产，而且也没有能力指导发展生产。然而，由于军队编制的干部架构臃肿，完全是一个官僚政治机构，因此开支庞大。根据1973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黑龙江兵团行政机关的干部中，直接管生产的仅占8％，但同时期农场转手到军队管辖之后，干部的总数增加了一倍。在内地的一些地区，没有边防任务，也没有什么荒地需要开垦，这些兵团存在的意义何在，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史卫民、何岚，前引，页374…378。＇。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就决定解散兵团，由国营农场来替代。下放在兵团的知青就不再是“兵团战士”，而成为了农场职工。
上山下乡和“两条路线斗争”：从交白卷到批判走后门
1973…1976年，这一时期可谓“两条路线斗争”时期，由于双方都自感时日无多，斗争更显激烈。温和派的牵头人周恩来已知癌症在身、历日无多，而作为极左派主要支柱的毛则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斗争主要集中在是保留还是放弃某些“文化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温和派偷偷地企图重新修改，而极左派则全力维护，声言要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毛式的下乡运动招致极度暴力性的斗争。“今天，像教育革命和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这类新生事物就是一场既尖锐又残酷的斗争”＇ 青海电台广播，1975年12月22日，刊于SWB，1975年12月30日。＇：这一句话就可以代表整个时期的气氛。
上文已谈过，1973年知青遇到了大量的实际困难，必须予以解决，在这一点上两派之间似乎有过相当的共识。不过，涉及到入大学的条件时，公开的冲突就爆发了。年初，一大批文化革命中被罢了官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回朝了，显示温和派在政府里的势力得到加强。就是在他们的坚持下，4月份国务院重新将文化水平考核部分列入进入高校的各项标准中：大学生的选拔只能在“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的青年中进行，“首先看他们的政治条件”，然后再通过考核“测定他们的基础知识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2月2…21日，页14…15。＇。尽管极左派强烈反对，许多地区还是把“文化考核”安排为选拔程序的最后一关。
7月份开始，极左派抛出张铁生事件，向文化考核开火。张是辽宁知青，在农村担任生产队长和团委委员，考试中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写有一封信：由于全身心地扑到了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因此没有时间温书。他很遗憾地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偏向于那些不参加农业劳动而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的“浪荡书呆子们”。信中提及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 实际上，他的出身并不是这样的。他的原名叫刘铁芳。他的父亲开杂货铺，与国民党保安队的一个高级官员关系密切，因此到了1958年就有麻烦了。这个问题本来会给儿子造成永久的污点。但母亲离婚改嫁了，儿子随母，从继父姓，为了和过去一刀两断，索性连名字也改了，从此就叫张铁生。见刘小萌，前引，页560。＇。他表示虽然交白卷，但不感觉可耻，只不过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他的入学资格取消，“自幼的理想”不再有机会实现。其实，前两场考试张铁生就没有考好，而那封信是事前准备好的。信是6月30日写的，7月19日《辽宁日报》＇ 《辽宁日报》1973年7月19日，刊于SWB，1973年7月27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为题刊登了经过删改的那封信。7月10日毛远新在一个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风闻了该事件。他立即抓住机会，把该信作了些少改动，将最末一段恳求“尊敬的领导”照顾之类的话删去，加上他亲自过目的编者按，交付报纸刊登＇ 刘小萌，前引，页562…565，收录了张铁生的原信（错别字都没改）；《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0日第二版。＇。8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同时再次重温伟大领袖5年前，1968年7月21日，作出的批示：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人民日报》1973年8月10日第一版。＇
8月16日，同一份报纸刊登了上海极左派（用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赞扬张铁生勇于“反潮流”＇ 《人民日报》1973年8月16日第三版。＇。几天之后，在十大上，极左派头头之一的王洪文与周恩来都再次重复这个口号。两人都说毛曾经说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原则”。整个9月份里，多篇文章把“反潮流”和“白卷”事件联系起来大加发挥＇ 见《人民日报》1973年9月10日第二版和1973年9月22日第三版。＇。张铁生成了英雄。尽管成绩很差，他仍然被辽宁农业学院录取，而且还当上院党委委员，其实他是在农村的时候才刚刚入的团。后来，从1973年12月到1974年3月，他还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了日本。至于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下面再详细谈，但先说1975年1月他当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进入了常务委员会。这种令人目眩的晋升速度并不像那份“白卷”是幸运巧合的结果，这是来自对不可一世的人物有意识地表示无比忠心，而后又被这些人物提携的结果，比如张同学还荣获了江青的接见。
1974年1月出现了另外两位“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反潮流英雄。这个时期，批林批孔运动已经接上了下乡运动，但是该口号继续在高呼不停。辽宁知识青年柴春泽突然名扬天下，是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给父亲的回信，信中拒绝了老父替他准备好的返城机会。柴父出身贫农，是老红军战士，有27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柴春泽在信中不仅拒绝离开他要“扎根”的农村，而且还严厉地批评父亲不再能担负历史的使命。他这样写道：
“自然法则决定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能直接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接你们这些革命老前辈的班。”＇ 《人民日报》1974年1月5日第一版。＇
不管柴春泽当初如何诚心诚意，公开自己与父亲的往来信件的行动本身，就表明了他要置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并且立场鲜明，企图从中获取某些利益。他自己申辩说，是为了通过现身说法来教育大家，所以在一个大队的共青团会议以及所在地区的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先后两次宣读了那些信件。毛远新看到了记者关于这次工作会议的报道，就安排在《辽宁日报》刊登柴写给父亲的信，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就转载了＇ 《辽宁日报》1973年12月20日第一版，及刘小萌，前引，页571…572。＇。
在上述的这桩事件中，宣传部门特别强调革命的青年一代必须向老一代挑战，而钟志民事件则是斩钉截铁地揭发通过“走后门”离开农村的行径。钟志民身为军队高干的儿子，又是烈士的孙子。他的父亲参加过长征，祖父曾经是江西苏维埃的村长，后来牺牲在长征中，而钟自己则完成了一项光辉万丈的行动：要求从南京大学退学，因为他是走后门被录取进入的。1974年1月18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