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亦见刘国凯《封杀不了的历史》。＇。
运动提出的几个问题
希望籍着本著作能让读者对下乡运动有个总的认识，为此我不仅揭示发起运动的领导人的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为所使用的手法，同时也会展现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引致的后果。通过对这场运动做的总结，我们会阐明集权政府的局限性以及跟毛式乌托邦臆想正相反的结果。该项政策于1970年代末中断，那时也是经济改革的开场时期，在分析此政策终结的时候，我们会再三思考这个时期社会与政府关系中出现的变化。
西方及中国学者先后研究过该项政策的动因，他们都只停留在经济与人口层面。不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0年代初起，就别树一帜，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限制城市的发展：建立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以便控制人口流动，把农村出身的中小学毕业生遣返回老家，又将为数惊人的干部、专家，甚至城市出身的年青毕业生遣送到农村及边疆地区去。如此，中国就成为第三世界少有的，或者说是唯一的拥有一种效率颇高的制度，能够控制农民大量流入城市，甚至还可以组织一场群众运动，让城市人倒过来下到农村去。该项政策的全部，尤其是遣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一措施，被描绘成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学习的榜样，至少可令他们深刻思考一番，因为这些国家都面临极度城市化以及缺少专门人才促进农村发展之类的问题。
那么，下乡运动的真实情况是否与这个榜样相符呢？在提出及执行一项如此特殊的政策中，经济动机和政治意识形态动机各自的重要性在何处？缩小城乡差别，乃至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是这场运动经常用来夸耀的目的宗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在西方，特别在大学生中，引起了某种狂热。政府宣传中申明的这些理想事实上又如何促进这场运动呢？而运动是否又促使了理想的实现呢？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城市青年必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是什么意思？难道领导人怀有其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动机，而在公开讲话中说得含糊不清吗？
上述仅仅是将会摆出的问题中的某几则。中心问题将是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真实经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农民、干部的关系，还有他们的劳动生活。至于其它的，那会是有关运动的终结及后果。下乡运动进行了25年之久，因何理由在1980年突然寿终正寝呢？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上留下了什么印记？它应该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一个什么位置呢？
今天已经有可能来总结一下这场运动了。要想完成这个总结，只能求助于一个跨学科的方法，因为下乡运动本身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形象地说，它处于社会生活多方面交聚的十字路口。如果不提及中共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触及有关城市及农村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那就不能进行研究。下乡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处于政府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正中央，还作为不同领导派别内部斗争的赌注。此外，由于城市青年要融入农村环境中，因此涌现出社会学及心理学方面的问题，知青在现实生活中精神上受到的冲击亦牵扯到中国的精神文明史。另外，下乡运动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人口迁移，那么它的结果，就像原因一样，应该以人口学的观点来分析。最后，不要忘记，这么重要的一场社会运动自然孕育出一批丰富的特殊语汇，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那就该是词汇学家们的研究范围了。
研究的资料来源
对这类课题进行研究的困难不仅仅因为它是多面的跨学科的，同时也因为到手资料的可靠性存疑极大。运动开展的时期恰好是中国操控新闻登峰造极之时。当时，没有人讲求“客观”（包括统计数字的真实性），那是一个被疏忽甚至是被批判的概念。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筑在社会政治现实的幻觉基础上的：由工人及其盟友贫农组成的人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周围，与人民的敌人作不遗余力的斗争，大踏步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政府一直以来就禁止社会学研究，包括一切有关他们自己的历史的研究。在毛去世后，尤其是在邓小平1978年底一手操纵的实用主义大转变之后，上述情况有所变动。跟着那几年，中国部分开放了，开始公布一些统计数字，包括某些回顾，社会学重新出现在教育研究科目表上。然而，政治制度基本上原封未动，变化的局限性很快就显现出来，很多研究课题仍然是碰不得的。直至1990年代初，研究下放知识青年去农村的运动还属于禁忌范畴。即使从那个时期以来，这个话题依然“敏感”。容许研究，但不能进入国家研究计划。
直接的资料来源
既然书面资料的可信程度如此低，本人对付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自己多方寻找，然后再多方考证。开始的时候，主要依赖口头资料。自1970年代中期起，做了大量的采访，毫无疑问这就形成了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因而对知识青年的亲身经历有了深刻的了解。许多专家，尤其是美国专家，在当时都是有系统地组织这类资料收集，而我正相反，都是偶发性的。一次，遇见了一些偷渡去香港的前知青，他们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在两位住在该英国殖民地会说汉语的法国青年的陪同下，与这些偷渡者进行了长谈。他们给我讲述了亲身的经历，尤其是在农村那段时期，使我大为震惊，同时也深受感动。1975年那个时候，就像“竹幕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样，外界对下乡运动所知甚少。我跟这些老红卫兵谈论西方世界，特别谈到1968年5月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经历，他们都很感兴趣。我们决定合作共同编一本关于中国城市青年下乡经历的书，采用集体访谈的形式出版＇ 见J。 J。 Michel & Huang He； 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 1978。Jean…Jacques Michel是一个集体化名，而Huang He（黄河）则是那些中国朋友创办的一份杂志的名字。 ＇。那一系列访谈记录正是我的研究的初始，也是众多资料之一。
集体访谈并不经常用在社会学或口述历史上，但可以作为一项社会现象调查的极佳切入点。社会的问题就是集体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像某位口述历史专家指出的，一项研究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在摸索，因此不一定会提出最有意义的问题＇ 见Ph。 Joutard； Ces voix qui nous viennent du passé； 1983，页225。＇。在集体访问中，参加者之间互相讨论，这倒有助于填补开头的不足。当然，我也觉得很有必要参考其它的资料作补充，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求证从这些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发现我们的受访者提供的事实本身，就连他们作出的判断也都正确无误。宣传中的知青模范使用当年生硬的千篇一律的语言宣读壮烈誓词，而我的受访者借助真实的事例作出见证。在这两者之间，我从来未曾犹豫过，那些年轻人没有理由对着我们这些陌生人用几个小时去撒谎。我信得过他们，不仅是因为他们态度诚恳，而且也因为他们的表现以及让人感受到的出自内心的情感，我觉得在他们这种情况下那是合情合理的，可能也是有代表性的。本人愿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充分利用这种“情感共鸣”。
我显然不能满足于第一批集体访谈，那时只有7位前知青参加，而且他们同属一个朋友圈子里的，经历和看法都不差上下＇ 他们之中只有一位不是广州市的。这一群组中只有一位女青年。他们全都被遣送到广东的几个县（其中两位以前在湖北待过两年）。他们都在农村里安家落户，只有两名被送了去农场，其中一名在文化革命前就离开了。除了这11个人，还有一位“贫下中农”青年，也是偷渡过来的。我采访过他几次。＇。因此，1978和1979年，又分别单独访问了18名老知青（其中一位后来还当了其他知青的带队干部，还有3位当年是农民，跟他们打听那时候村里人是怎么看城市青年的＇ 这些访谈都是在香港的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大学服务中心）进行的，那里的惯例与众不同：免费借用场地，并享有选择采访对象的绝对自由。＇。
全部采访都录了音。访谈过程是半诱导式的，都是从一份统一的问卷开始，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再加上许多别的问题。访谈分两次（有时三次）进行，间隔几天，每次3个小时左右。问题都是关于下乡运动的事情经过，也会问及他们当年的感受，和访谈之时对过去的经历有什么想法。也会询问是什么驱使他们到香港来。除了3位农民中的一位，所有从广东出来的都是非法偷渡。两位上海老知青和浙江带队干部在香港有亲属，所以是合法申请来港的。
曾经有人说逃亡香港的大陆中国人都对共产制度极度反感，假如把研究建筑在访问这些人的基础上，就会得到歪曲事实而没有代表性的结论。时至今日，已不再值得对这类说法去做详尽的反驳了。如同Lucian Pye＇ L。 Pye；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86，页604…606。＇，我也一样可以观察到，在香港接受访问的中国人远远不是拼命讲坏话给自己国家抹黑的，面对外国人他们倒经常将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淡化，那是出自民族自尊感，也是害怕别人不相信他们的话。这些采访构成了西方学者研究的基本材料，在此基础上于1960…1970年间完成了有关当代中国的最优秀的著作，而且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在M。 Frolic； Le peuple de Mao； 1982，页257，可以找到一份不完全的美国学者著作的清单，大部分都是以对偷渡到香港的知青所作的采访为主而完成的。＇。
为了补充有关人士表达自己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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