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出了难题，不知道该朝拜何方神佛了。1975年8月15日到9月5日由知青办在长春召开的座谈会上，明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所以知青办建议举行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来解决问题，还促请尽快建立中央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在第一次会议上已提出），以便可以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确凿指引＇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36。＇。跟1973年准备开第一次工作会议的过程很相似，是毛收到的一封信让事情有了进展＇ 关于这件事，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30…135，及《大事记》，页140…144。＇。1976年1月19日，两位住在陕西农村的年轻人写信给毛和党中央。一位是回乡知青，另一位是复员军人。他们在信中首先赞扬了中国工业的大发展，然后万分遗憾地询问为什么只能从城市人或城市来的知青中招工，而农民的身份就应该是世袭的。他们揭露有些城市青年，名字下乡了，可是根本没有来过农村，最后满了两年，也没经过贫下中农的推荐，就被招进工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出身农村的毕业生就不能当工人。在城市里招农村来的工人不是更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吗？
他们是通过吴桂贤转呈那封信的。这位与他们同省籍的女劳动模范，在文化革命中被迅速提拔，第四届人大上一跃而为国务院副总理＇ 从1973年8月的十大后，吴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和“四人帮”的关系太密切，1977年就在政治舞台消失了。＇。2月1日吴向毛呈上他们的信，同时还附上一封她自己写的信，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她指出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不招回乡知青的。她反映咸阳地区的情况：大部分196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都被招工返城了，许多只下了乡两年的知青也走了。这就影响干部为知青作长远打算。这样大批回城，对下乡运动政策，是拆台。
毛在当时只剩下几个月的命了，2月12日在信后写上很简短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为了落实毛的这一最新指示，知青办公室建议成立领导小组，并准备在下半年内召开另一次工作会议。2月23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些建议，任命陈永贵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组长。该小组于1976年5月7日正式成立（毛的著名“五七”指示发表十周年）。侯隽、顾秀莲、沙风任小组副组长。鉴于沙风进入了小组，知青办公室主任一职由于驰前接任。小组开会“学习”毛的指示，而那两位知青的来信和吴桂贤的信则决定压下，暂不散发。在大会准备期间，派出75名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做调查，去寻找好的“扎根”典型和坏的“拔根”典型。一回北京，就集中开会准备写出报告，可是意见严重分歧，会议还没结束就发生了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工作就给打断了。8月27日发出的报告是受了那场批邓运动的影响的。报告指出1975年很多知青在“拔根风”之下回城了，奸污女知青的事件继续发生，走后门的现象更趋严重，因此建议召开大会讨论这些问题。1976年9月9日毛去世，紧接着10月6日四人帮被擒，令原本预定11月举行的大会无限期推迟。
下乡运动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种形势呢？这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两派各持己见，一派是不露声色地执行轮换制，另一派则声嘶力竭地捍卫终身下乡制。而鼓吹公开从农村招工进城的平均主义者们的建议则是对扎根派逻辑的一种弥补。如果真的要把知识青年全都永久地安置在农村，那么就一定得找到足够的劳动力以应付发展工业之所需。其实，无论是“拔根派”，还是“扎根派”，都试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同样的难题：如何面对几乎全民都对下乡运动所怀有的反感，以及几乎全部知青都想回城的迫切愿望。1976年5月底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各地区知青办负责人的会议，与会者指出两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干部贿赂贪污成风与知青能否返城成行直接有关系，另外，有人滥用顶替制度把退休工人的子女调回城里。看到几乎所有下乡多年但仍旧待在农村的知青，都是出身不好的（因为城镇工厂不愿招聘他们），那些负责人都感到很遗憾。他们认为，这是违背下乡运动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精神。
毛与极左派对走后门、贪污渎职、顶替制度的抨击被事实证明是对的了。但问题是他们拒绝承认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层原因，那就是广大老百姓对政府强加给他们的运动已经到了厌恶唾弃的地步。因此，激进派所提议的解决方案只会使他们自己揭露的那些丑事变本加厉。坚持开展一场强硬的下乡运动，就是说原则上每一个城市青年有下乡的责任而且要终身扎根的运动，结果只能有一个：一些与下乡运动精神相悖的现象将会层出不穷。其实极左派们看到的，是毛1968年发起的这场运动在精神上的惨败。然而，他们死也不会承认，毛在他有生的最后几年已经给他们作出榜样。
1976年9月底，有一篇文章透露毛当年“亲自发动和领导”反邓斗争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邓企图改变下乡运动的政策＇ 在激进派形象语言里，是说：”击溃了邓小平刮起的拔根复辟的妖风”，《光明日报》1976年9月27日第三版。＇。实际上，毛的下乡运动的构思宗旨，乃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都是他的领地，不容许任何人在他有生之年安然无恙地蹑足其间。
1977：华国锋无能为力的继承愿望
华急不可待地重申运动继续进行，令人民群众大失所望。11月一篇赞扬新上台的“英明领袖”的文章大谈华如何主动送子女下农村：1974年3月他参加了北京166中的家长会，会上他积极支持当时唯一留在身边的小女儿下乡。宣传这段轶事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证明他对毛的最高指示确实一片忠心，“与四人帮对毛主席指示阳奉阴违，肆意篡改； 又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3日第一版。发表这桩轶事的目的也是要给干部施加压力，让他们送子女下乡，作出好榜样；尤见《人民日报》1977年1月19日第四版和1977年2月15日第三版。＇。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举行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给予了华主席一个机会，可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他向来参加会议的知青代表宣称，上山下乡政策将会比以前更加坚定地继续执行下去＇ 《明报》1977年2月20日。＇。他在讲话中关于下乡运动的评论，作为小道消息广泛流传，新闻报纸也有转载＇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第四版。＇，重复再现了毛的最正统的思想：知识青年必须“扎根农村”，并“与工农相结合”，为的是 “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唯一与过去“经典”的讲话有些出入的是，把下乡运动形容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政策”。报刊后来特别提出周恩来赞成下乡运动政策这一点＇ 《人民日报》1977年1月17日第四版，及《红旗》1978年第三期，页84…88。＇。其实，华国锋很需要用已故总理的威望来帮他坚持老百姓反对的下乡运动。华希望尽快制止社会上流传的有关政府要放弃这个运动的说法。在讲话中，他说这就是“阶级敌人”造谣。在政治层次上，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也正好加强了下乡运动的宣传。四人帮过去指责邓小平反对这场运动，如今轮到他们被人用几乎同样的言词＇ 辽宁电台广播，1977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7年6月22日。＇来指责搞破坏。下乡运动中的英雄模范，像李庆霖、张铁生和朱克家，则被当作野心家、阴谋家抓了起来＇ 见《人民日报》1977年1月17日第三版；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2月21日，页14…15；《明报》1977年5月24日；辽宁电台广播，1977年3月15及16日，刊于SWB，1977年3月18及19日；吉林电台广播，1977年5月18日，辽宁电台广播，1977年6月15日，以及云南电台广播，1977年6月26日，刊于FBIS，1977年5月24日、1977年6月22日及1977年6月28日。＇。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领导人利用一个政治运动来肯定下乡政策及反击其潜在的或假设的反对者。从此以后，知青要下乡，就是为了“以实际行动狠批四人帮”＇见《人民日报》1977年2月15日第三版＇。
事实可以说明与过去一脉相承的不只是宣传：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77年的下乡人数跟1976年相若＇ 1976年1 880 300人，1977年1 716 800人。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但是，必须指出，当时就加快及扩大了1973…1974年间订立的新措施。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当年，华国锋积极参加了那些措施的拟定与推广工作，同时他不仅是1973年会议的组织者，还是产生株洲模式的湖南省的主要领导人＇ 见本书，页120…123。＇。1977年大部分知青是下乡到城郊，而新领导人强调必须将运动规划好组织好，以解决已出现的问题＇ 见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8月29日，页60。＇。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表现活跃。1977年3月召开了一个讨论会，会上陈永贵主任揭发了四人帮的罪行，并再次肯定必须解决知青的具体问题（生活条件、婚姻、学习，等）＇ 这篇讲话载于Issues and Studies，1978年6月，页98…109。＇。4月15日一个工作组进驻知青办，进行揭批查活动，要消除一切四人帮的影响，并决定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 顾洪章等，《始末》，页248。＇。1977年有关下乡运动在中央和地方报刊的文章突然少了，反映出在强调要解决具体问题的背后，隐藏着高层对需要执行什么政策存在分歧。
四人帮倒台和1978年底中共中央11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两年，实际上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暗中争权斗争的时期，1977年3月原则上给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