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吵着要回上海的新疆知青好好反思一番。“组织”接受了她的请求＇ 《人民日报》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及《文汇报》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在此一震撼信件之后，连载故事照旧，3月30日刊登了杨收到的来信片断，是各个地区的青年写来的，他们决心要学习她的榜样，后来又刊登了乌鲁木齐市共青团为她召开的欢送大会的报道＇ 《人民日报》1979年3月30日第一版及1979年4月11日第3版。＇。5月8日她的照片上了报＇ 《人民日报》1979年5月8日第2版。＇，第二天报章报道了上海市为知青顾生发召开的欢送大会，顾为杨的事迹深受感动，虽然他已经合法地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还是同意回到新疆去＇ 《人民日报》1979年5月9日第4版。另一个类似的大会在6月14日召开；见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9年6月19日。＇。14日，登载了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杨永青写给她的“青年朋友”的一封信，是作为对收到的众多支持鼓励来信的回复。她在信中重复雷锋的老话，表示，“四化建设 ＇ ＇需要我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青年，像一颗颗螺丝钉，牢固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 《人民日报》1979年5月14日第4版。＇。她的态度值得《红旗》杂志大书一笔，1979年8月号发表了长文树她为榜样，据我们所知，这是最后一次。但中央政府不想令大众厌倦或令其他的模范嫉妒，就没有邀请她参加8月底的大会。34名被邀模范的挑选反映出当局想要在文革前后的知青之间保持平衡，在不同“专业”之间也同样（如边境地区与内地之间，科学试验工作与管理工作之间等）。但重点放在边境地区工作的重要性上，甚至还重新评估了历史上昭君出塞的意义，正巧曹禺根据这一英雄人物所编写的话剧上演。王昭君一般都是被描写成一个可怜的哭哭啼啼的后妃，作为牺牲品被汉帝送去与匈奴和亲。但曹禺听从了周恩来1960年提出的建议，在1978年完成了新剧本，“还王昭君笑盈盈的真面目”。根据曹再创造的形象，昭君是自愿为汉朝与少数民族的友谊献身的＇ 《人民日报》1979年8月27日第4版。＇。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当年也是知青模范，也被邀参加6月的大会，她在当时发表的一篇谈话就显示出这种重新评估并不是偶尔产生的：
“记得在牧区插队时，伯伯曾对我讲过王昭君的事，并对我说：你能不能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我那时候年纪轻，没有考虑这事。今年，我已经27岁了，将按照伯伯的话去做。我决心为巩固蒙汉族人民的团结和建设边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民日报》1979年8月30日第4版。1979年10月1日周秉健真的跟一位著名的蒙古歌唱家结了婚，他们曾经参加同一个代表团访问北朝鲜，因此而结识。她在1978年就已经受到表扬，作为周恩来支持下乡运动的例证。她受到这位无子无女的伯父鼓励，1968年8月只有16岁的她就插队到锡林格勒牧区接受“贫下中牧民”的再教育。由于身为总理的侄女，所以不久就被挑选参了军。1970年12月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时，就对她说：“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并要求她退出军队回到生产队去。在伯父伯母充满爱心的压力下，周秉建在1971年4月离开部队返回草原。她虽然作出了牺牲，但很快就得到了好报：1972年2月入了党，1975年10月进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婚后，她在内蒙社会科学院工作，还当上锡林格勒副市长、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最后她离开内蒙回到北京在财政部监察司工作。《红旗》1978年第3期，页86；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1…82；石翔编，《中国高干子女风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页107…121；张永平编，《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远方出版社，1999，页39…40。＇
当局为挑选新旧模范也伤透了脑筋，也注意选上四人帮时期的一些模范，这些青年虽2然在当时犯了些错误，但毕竟没有实际参加他们的师父的“阴谋”＇ 见《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第4版。＇。实际上，1970年代被选上当模范的知青在四人帮垮台后都有比较棘手的麻烦＇ 有关这些知青模范的命运，主要见刘小萌，前引，页702…714。上述大部分资料是从该书摘取的。＇。有些被看作是“帮派体制的重要分子”或者“新生的反革命”。付出最沉重代价的是张铁生＇ 关于这些模范的光荣岁月，见本书，页128…142。＇。1976年他就被逮捕审查，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露他的“罪行”＇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0日第一版。＇。从此，他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批判四人帮的文件中。他的生父问题给捅了出来，为的是说明他的堕落是有阶级根源的。1983年3月判了他15年徒刑，自逮捕之日起算，他服满了整个刑期。1991年刑满出狱，在一个饲料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辽宁省的其他知青模范中，吴献忠、刘吉亚和柴春泽都被检举并被逮捕。吴献忠被关押在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牢房里，出狱时几乎全身瘫痪，幸亏最后她能找到一份工作，还结了婚。柴春泽的运气稍微好一点儿，得到宽大处理，在1979年12月无罪释放。后来，他还恢复了党籍，被电视大学赤峰分校录取为大学生，毕业后就被该校招聘。在中国的另一端，在昆明，1977年3月1日朱克家也被揪了出来，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批判，当场被捕关押。度过了几年牢狱生活，释放出来后在云南沾益县的洪恩煤矿工作，还娶了当地一位老师为妻＇ 刘小萌，前引，页704…705。＇。在其他的知青模范中，曾经身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蔡立坚1978年被捕，被定罪为反革命＇ 1984年平反。关于蔡立坚的资料，见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姜昆主编《中国知青回忆录》第2册，页688…695。＇。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曾抱怨当年成了“瘟神”＇ 《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第四版。尽管有政治压力要把她赶出大学，薛喜梅最后还是成功地获取农学高级文凭。1998年她当上河南农学院科学技术信息部的主任；见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页96及255。＇，不过她很快就重返自己的角色，重获威望，因为1979年8月全国大会第34名被邀请的知青模范就是她。四人帮崩溃，连文革前的一些模范也受到牵连。像侯隽，1976年进入领导小组担任副组长，3个月后就丢了官，还被指控跟四人帮勾结，被平反解放后，就给送回宝坻县当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至于董加耕，则遭了两次难：1970年代初期他被控为“516分子”而被关押蹲了3年监狱，后来经周恩来干预才被释放了出来。之后他获得多项公职：三届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他是重要负责人）。而该筹备组的组长是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董因此又再一次身陷囹圄。1977年秋获得释放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农村。
除了张铁生，为模范称号付出最高代价的要数以知青之父闻名的李庆霖，他敢于给毛写信反映知青的困难，还揭发下乡运动的不公平及干部的特殊化。由于有毛的撑腰，3年之间李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提升＇ 见本书，页117，注91。＇。
然而，他在1977年初被逮捕了，11月14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接受了猛烈的批判，指责他“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1979年初对他的判决书指控他与四人帮的关系，尤其是他举报了县里、区里和省里的干部。很明显，李的信件给这些人找了那么多麻烦，他们决不会饶恕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判他无期徒刑。当政治气氛有了变化，他的刑期就改为10年，后来又改为8年。
退回去看，当年那些知青典型似乎全都是当政者手中的卒子，随着高层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无常而起伏不定。有些后来对他们的经历进行了反思。王冬梅就是一例。她是旅大的知识青年，当年她说服了100多位青年和她一起去到偏僻的大草原安家落户，1974年当选为模范＇ 辽宁省很多城市的知青都是敲锣打鼓地被送到昭盟这个穷地方。1978年他们全部返回了原居地，因为当局发现这些青年根本做不到自给自足，又没有用，然而相关城市每年得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平均付出1000元，这相当于一个中级干部的工资收入。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60。＇。在一篇以“被埋葬的青春梦”为题的文章里，她谈到知青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她其实成了一种强迫压抑自我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她总是被逼着去扮演某个角色。梦想上大学，但她必须放弃所有的机会；想到要在这个落后的“洞穴”里过一辈子，并嫁给一个牧民，她心里就苦恼万分，但她强迫自己留在这个地方，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17岁当选为模范，20岁被逮捕，两年后，1979年，获释。那时她明白到自己不过是个“政治道具”。现在她是记者了，别人都说：“无悔青春”，而她却说：“痛悔万分”＇ 刘小萌，前引，页713…714。＇。
1979年底，宣传部门依旧不遗余力地介绍各类模范，像一位长期失业的女青年于1956年离开上海去了宁夏，而另一位知青由于他在研究消灭白蚁上的成功，24岁就当上了某个林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6日第4版及1979年12月18日第4版。＇。在12月底的最后3天，《人民日报》连续登载了一篇文学报道式的长文，是表彰吉林知青赵军翔的事迹，1964年当赵高考完全有希望成功之时，他却毅然决然地自愿插队到市郊的一个生产队＇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8、29及30日。＇。
1979年就这样结束了，最后还为一名应邀出席8月全国大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