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成为本课题的重要参考。其次是德国学者Scharping。由于他不是以英语写作，他的观点几乎没有在德国以外的地方被人引用过＇ T。 Scharping Umsiedlungsprogramme für Chinas Jugend； 1955…1980； 1981。＇，但也是功不可灭的。Scharping研究1955到1980年期间全部有组织的青年迁移。他探讨的范围不限于文化革命后的下乡运动，也涉及到以前的知青下放、农村出身的毕业生回乡问题，以及1955…1960年期间调动近2百万年青农民去边远地区开荒的大事件。但是，念及遣送知青下乡的人数如此庞大，他的著作中也就把下乡运动放在了显著地位。Scharping下了很大功夫去编写澄清遣送人数及与运动有关联的各种经济和人口统计数字。可惜，他所依据的1980年前的资料不都是可信的。但是，由于他很仔细地研读官方报刊，并加以慎密的思考，所以最终能清楚地阐述遣送下乡政策的演变及其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除去上述两部大作，大量的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在重要的国际汉学杂志刊登过。特别需要提出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两篇。1978年底1979年初，Anne Mclaren和Thomas Gold 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知青游行示威，然后分别执笔写下了他们的所闻所见＇ A。 McLare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1979，页1…20；T。B。Gold ？Back to the City：The Return of Shanghai s Educated Youth？； 1980，页755…770。 ＇。Stanley Rosen的著作侧重于文化革命期间的广州红卫兵知青＇ S。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1981。＇，尽管偏离我们着重关注的那个时期，但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此也应该特别提到Anita Chan，Richard Madsen和Jonathan Unger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当年专门研究广东省的一个村子，访问了下放到那儿去的知识青年与该村的农民（这些人后来都逃亡去了香港），然后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研究的主要课题并不是知青，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所列举的各种著作文章中找到关于那些年轻人当时生活及思想状况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尽管当年我们对各自的研究都不知悉，然而巧的是有几位年青人是我们共同的受访者，这是以后才发现的＇ 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1985；A。 Chan； R。 Madsen & J。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1992，在此书第335页有在该研究基础上发表过的所有文章一览表。R。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1984。＇。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其中有些是从中国大陆去的移民，能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涉及问题有社会阶层分析、城市人的生活状况及他们如何获取学习机会及理想工作，或者关于下乡运动本身，这对研究1960…1970年代无疑很有帮助。由于他们的研究是追踪某些人一生的经历，因此有时有可能提供对当代历史研究有价值的资料＇ X。 Zhou & L。 Hou；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1999，页12…36，该文后附有K。 Chen 及X。 Cheng两位的评论。A。 Walder； B。 Li 及D。 Treiman；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1949 to 1996？； 2000，页191…209。X。 Zhou； N。 Tuma及P。 Mo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1949 to 1994？； 1997，页339…365 及？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1949…1994？； 1998，页199…222。＇。可是，面对这些大规模调查的结果，必须持有一定的谨慎态度，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对历史的一知半解可能会对调查的原意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今天在中国很难找到合适的人以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类广泛的问卷调查。“调查者”为了赚取金钱，匆匆忙忙直接把问卷填好交来，我们领教过几次了。此外，对某些人来讲，有些话题至今仍然太敏感，他们不可能毫无顾忌地来回答问题。
培养革命接班人
为什么1968年底再度大张旗鼓地推行贯彻下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为什么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并涉及绝大多数十五岁以上还未参加社会工作的城镇青年？由此出现了众多问题之后为什么这场运动依然持续了十几年？
三言两语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下乡运动早在文化革命前就作为多种功能的政策存在＇ 参考本书页80…91。＇。在1968年底动荡的形势下，随后的十几年又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党内“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毛泽东是在1959年用这个概念来反彭德怀大帅的。从文化革命开始，他使用同样的手法来反刘少奇和邓小平，称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政者的动机就更加复杂。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短期的，有些一清二楚，有些则隐晦不明，有些甚至是秘而不宣。在各位领导人，尤其是他们的头头毛泽东的脑子里，对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完全意识到。然而就是毛，就是他发起这场运动，正像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运动的合法性又全靠他自己的思想来论证。主席的旨意往往只有几行到处张贴的黑体字，而千百篇文章即刻出笼就此作出无休止的评论解读。在这种情形下，对发起下乡运动动机的分析有时不可避免地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或者甚至变成对毛的心理分析。
我们的研究不限于官方对运动如何解释，我们的观点是，这场运动主要有四个动机，又可分为三大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另一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第一章意识形态动机
培养革命接班人
中共在其历史上发起的众多政治运动几乎都负有双重目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经济、制度、自然环境，等）及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态度，等）。这两种改造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体＇见 G。 Bennett； Yundong； Mass Campaigns in Chinese munist Leadership； C。 P。 Cell；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S。 L。 Greenblatt； “Campaigns and the Manufacture of Defiance in Chinese Society”； 刊登在1977年出版的 A。A。 Wilson编汇的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页82…120。前两本是我们所知的唯一系统阐释1949年以后群众运动现象的著作。然而，本书以及我们对中国当代历史所知道的一切都与Bennett书中的论述相反。他认为1949年建立的政权是“参与者为本的民主”，而群众运动就是这种“民主”的得天独厚的方式。至于Cell的那本著作只给我们提供很少有关运动真实的资料。作者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与其他人绝对不同，他也相信“规范性激励”（即运动中的宣传和动员）具有神奇的经济效力。可惜；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从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重心就明显地放在主观世界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场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加凸显了这种倾向。在政府的宣传中，68年底再次轰轰烈烈掀起的下放知青去农村的运动便是以将思想改造放到首位为特征的。
虽然以往已反复宣传过，但如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定了新调子，尤其是加入了“再教育”的新概念。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在翌日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这项宣告新型下乡运动诞生的最高指示只是着重提到上述理由。以下是该指示的全文：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指示在第二天的报纸头版又再重新刊登。＇
指示公布后，连日发表各种评论文章阐明“再教育”的含义。“再教育”应该可以帮助“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 刊于SWB； 1968年12月30日＇。早在文化革命前，对青年中的精英越来越脱离群众并把革命理想丢到脑后的现象，毛泽东曾多次表示不安。“苏联修正主义”的样板，加上他的“务实派”政治对手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全都令他害怕：几年以后，或最多几十年以后，中国将会“变色”＇ 毛泽东，“1963年5月9日对 浙江省７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的批示”，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引用，《红旗》第13期，1964年7月14日；页32。＇。他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越来越学院式并充满竞争的教育制度在培养着一批毫无真正实践经验的新精英，而且他们通常出身于干部及知识分子家庭。
毛一向心怀反知识分子的情绪，那时就走到了极端＇ 有关毛泽东的反知识主义及他的思想中的其它民粹主义色彩，可参考M。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第3章。在方苏的文章〈千家驹谈毛泽东怎样对待知识分子〉里，可以找到一些毛敌视知识分子的意味深长的事例，刊于《九十年代》1994年4月，页90…93。＇，认为整个学校教育已构成对年青人思想的严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