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也许是他投笔从戎的契机。后来在1882年二十二岁时，他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负责前敌营务处，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1883年，袁世凯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扎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经过在朝鲜十二年的历练，经过甲午战争的大国弱兵的教训，袁世凯坚信“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7］。1895年12月8日，经慈禧太后批准，光绪皇帝终于颁发任命，袁世凯成为“新建陆军”的督办大臣——中国近代陆军的创始人，这一路的艰辛、一路的磨难，让他渐渐胸有城府，藏而不露，谨言慎行，人情练达，能屈能伸。此时，袁世凯年仅三十六岁，事业如日中天，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个人的抱负与国家的重任利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开始。而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小镇，由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中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这在中国千百个小城镇中绝无仅有。天津小站从此拉开了北洋军阀集团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序幕，而北洋集团的重要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此时大多都已聚集在袁世凯的麾下，行将主宰中国未来的命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语千真万确。
英国海军司令员贝思福爵士（CharlesBeresford，1846—1919）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参观天津小站练兵，给他印象最深的细节是袁世凯主持的给士兵发饷仪式，后来在他的《保华全书》中这样记载：“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发给，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哉！”［8］
2011年9月7日至2012年2月5日，“胡博华士画笔下的晚清权贵——休伯特与苏珊伉俪捐赠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览前言有一句话说：“画像中的那个适逢三十九岁、意气风发的袁世凯便成为刚巧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戊戌政变中崛起的壮年政治家的唯一真实形象，可谓弥足珍贵。”袁世凯出生于1859年，1899年袁世凯刚迈入不惑之年。画旁边的标签如是说：“胡博华士在天津结识了一位名叫诺曼穆泽（NormannMunthe，1864—1935）的挪威上校。诺曼1887年来到中国，加入军队并参加过甲午战争。战后，诺曼负责训练骑兵、设计军服并给新军司令袁世凯做军事顾问。他谙熟中文，而且是个中国艺术鉴赏家。时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军中弥漫着浓烈的反洋情绪，诺曼怕胡博华士受到伤害，于是陪伴左右寸步不离。尽管士兵们并不友好，但袁世凯待胡博华士为上宾，他愿意每天早晨腾出一点时间，坐下来给画家当模特。此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胡博华士或许想不到，眼前这位四十岁的模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不仅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还于1916年复辟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指出：“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指出顺应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做法是：“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9］这道上谕其实是清政府“新政”推行之信号，四天后，袁世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新政，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民实”、“裕度支”、“修武备”等十条建议。［10］袁世凯把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与工业中心城市——天津，作为他振兴实业、改革金融、废除科举、建立巡警、大办教育的实验场地。
第5节。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至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国掀起“洋务运动”，开始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洋务运动掀起的重工重商，包括西方国家变革腐朽政治体制，对袁世凯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袁世凯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裕度支”条中指出，西方国家的致富之途，“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可以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历久不谕”［11］。
袁世凯把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给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安徽至德人）。在袁世凯的信任和支持下，周学熙设立了直隶工艺局，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官办的实业机构。周学熙带头集资募股创办的大型企业就有两家——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以后在民国时期又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和玻璃公司等等。可以这么说，当时袁世凯和周学熙开始成就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雏形，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一带，开滦、耀华、启新、华新等是最早打开京津冀的实业公司。冀为河北，耀华总部就设在河北秦皇岛；开滦、启新和华新都在唐山，但是它们的指挥大本营仍然设在天津，在北京也设有分部。所以，实际上这时已经形成了京津冀的一个经济实业圈，组成了发展最早、最有实力的北方民族工业。
袁世凯在复兴商业的同时，办学堂、兴教育、废科举是他主张新政迈出的阵阵步履。他认为“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清政府根据袁世凯和其他督抚的奏请，于1901年9月13日发布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1902年5月，袁世凯先在保定办起了直隶大学堂，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三年后，在盛宣怀创办的中西学堂基础上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工业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还有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北洋西学堂（即后来的天津大学），有第一个法律学堂天津法律仕成速学馆，有中国的第一个女子师范学院，聘请了推动女权、提倡女学的中国近代作家、教育家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作为教习，后任监督。根据袁世凯《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嗣后责成提学续加推广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1906年6月29日）中有一个统计数字，到1906年，直隶省各类新式学堂有如下：“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等学堂不计焉。”［12］袁世凯督治的直隶在兴办学堂方面居全国首位，当时天津教育事业甲天下，被世人称为近代中国人瞻望世界的前哨和走向世界的站台。创办天津新书学院的赫立德博士（Dr。S。LavingtonHart，1858—？）在天津居住了八年，他把天津描述成“天堂的入口处”，并说“天津正迅速成为帝国的首席教育中心之一。所有种类的政府学院比比皆是，学生数量每年都在增加”［13］。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确立于唐，完备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曾经起到过一定的选拔人才的作用，但是越来越趋于形式主义，以八股取士制度所选出的人才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要求，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可是要废除科举，又何其艰难。而袁世凯自己当年的科举经历——两次科举落榜，是他心中的隐痛；反过来说，正因为科举的落榜，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袁世凯认为科举制度不仅不能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反而阻碍了人才的脱颖而出。1905年8月30日，由袁世凯起草奏章，和张之洞联合奏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认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时艰至此，稍有人心者，皆当倾念大局，与其迁就庸滥空疏之士子，何如造就明体达用之人才。”［14］
第6节。
这个奏章，使得非科举正途出身的袁世凯一时成了清廷内部守旧派的众矢之的，而朝廷在科举与学校的两难抉择中顺应了历史潮流，清朝廷于当年十月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考及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至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漫长历史的科举制度废除，虽然清政府的新政持续而缓慢，但这无疑是中国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而袁世凯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袁世凯于1906年6月14日第一次正式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的采访，对于大清国的现状和对于改革的期望，袁世凯认为大清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当记者问中国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袁世凯回答：“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