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革的是什么，袁世凯回答：“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15］d米d花d书d库d ；www。7mihua。com
同年7月25日，袁世凯奏请预备立宪，并陈政见十条：国信须昭彰，人才必须善任，国势必须振行，满汉必须融化，赏罚必须分明，党派必须设立，政府必须早建，资政院必须设立，地方自治必须试办，教育必须普及。
袁世凯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文不武，忽朝忽野，今已老大，壮志何如”。甲寅年（1914），袁世凯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这个自题或许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或许是他对倥偬岁月的感慨。自题中没有落款署名，但是左上角有“大总统印”。
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盟兄，或多或少导演了袁世凯出山、逼宫与掌权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三部曲。徐世昌在1914年12月给大总统袁世凯的这幅自题和小站练兵照片题为“大钧元模”并做成一本册页，蓝色绢裱。“大钧”，指天、天道或自然。西汉贾谊在《鵩鸟赋》中说：“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这里，“钧”本为造陶器所用的转轮，比喻造化。坱圠，意为漫无边际。“元”是本源，初始状态，“模”是规范、仿效、模范，“元模”就是形成万事万物最大最根本的规范。
笔者采访了珍藏《大钧元模》的袁弘哲，他说：
《大钧元模》是爷爷袁克桓传给我父亲袁家宸（又名袁复）的，父亲又传给了我。我曾祖父（袁世凯）生活于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他创建了小站练兵基地，从而改变了中国旧的封建军制，建立起了一支有近代军制和装备编制的新建陆军。徐世昌把这本册页题签为“大钧元模”，其含义与其说是对我曾祖父的褒赞，毋宁说是在赞誉学习西方科学改革军制、政制，乃求强、求富的根本之道。
民国三年冬（1914），徐世昌为这本册页题签“大钧元模”，继后，严修、樊增祥、阮中枢、刘春霖、夏寿田、王寿彭、梁士怡、杨士琦先后题字。袁世凯辞世后，这本册页传到了袁克桓手中，袁克桓重新复制了袁世凯小站练兵照片若干，又约请袁世凯旧部及当时名人续题像赞，共二十四人题赞，时间最晚的题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其中有袁世凯的旧属如徐沅、孙宝琦、陆锦、王怀庆等，部分是袁克桓的至交好友、当时俊秀，如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相、吉林省财政厅长兼代理省长王树翰、黎元洪的总统府秘书长王寿彭等，其书法艺术堪称珍品。
第7节。
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要走向共和，它不可能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的，即使是日夜兼程提速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为清王朝已经背负了太沉重的行囊，同时它又像一个病入膏肓的机体需要全方位的换血，不仅涉及政治体制，也涉及经济、金融、军事、教育各个领域。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袁世凯无疑在各个领域成为推手和领军人物。而袁世凯处在新旧交替之中，亦不可能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尾的新人，但是他在走向共和的进程中，没有通过流血，没有通过历来强行的“农民暴力革命”改朝换代，而运用了他的谋略采取和平变革过渡的方式，使中国走上一个类似于西方的民主与宪政社会。袁世凯南北和谈的基调是：“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16］袁世凯试图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袁世凯这样的一种立宪程序使得中国避免了一场南北战争，也给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皇帝和平退位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袁世凯的左右兼顾，南北摆平，就没有中华民国。但是袁世凯仍然没有摆脱他所处的时代局限，即使他深谋远虑绝非寻常之辈，面对民国初年大大小小军阀混战和文官政治机能不健全的疾病，他的封建皇权意识使他主观地将中国当时的困局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议会是一种难以运作的制度，八百人当中，二百位是好人，二百位是麻雀，其余四百人不适任，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甚至连议会的程序都没有共识”。［17］所以史景迁说：“袁世凯对议会制度的揶揄，恰可作为中国民主希望破灭的讽刺性注解。”［18］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自己在清帝国末期的境遇，即使像他自己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重臣，如果用皇帝的权威，一纸诏书也未必不能当即被拿掉。从封建王朝过来的统治者无一例外会这样想也是这样去行动的，从这个角度说，袁世凯的想法和做法符合当时的心理和社会特征，我们无法想象袁世凯成为一个西方民主斗士，也不可能像黄兴所说的“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而袁世凯其实更像是一个中国的布鲁图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和曾经做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1862—1920）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莫理循虽然认为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但是“袁世凯的兴趣既不在拯救君主，也不在创建共和政权，这个善于权谋的布鲁图斯只有一个目的：由他做中国的统治者”。［19］同时莫理循也看到了袁世凯的局限性，“轻率而不合事宜的复辟帝制运动，以及矫令推选号称全体民意的代表，是产生问题的根源”。［20］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生动而又形象地说：“袁翁世凯的处境，还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间，他望峡生畏，要掉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他此时已驶船入峡，顺流而下，滩高浪险，掉头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党不知也，悲夫！”［21］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怀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众人按文东武西的排列，向他行三鞠躬礼。袁世凯用河南口音发表如下演说：“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22］难道袁世凯已经预测到他的登基对于“子孙鲜有善果”，是一种悔意吗？还是对于子孙的叮嘱：远离政治，切莫步他后尘？
第8节。
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曾对跟随自己十几年的幕僚、红梅阁主张一麐（1867—1943）起草取消帝制的文稿，说了以下这一段话：“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一边把王式通（1864—1931年，1914年任袁世凯总统府内使）所拟的一稿给张一麐看，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消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张见袁如此说，亦不禁黯然，乃说：“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袁立即接下去说：“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23］
袁世凯留给后人的是一面镜子。是明镜还是魔镜？或者两者兼而
有之？
次子袁克文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先公天生睿智，志略雄伟。握政者三十年，武备肃而文化昌。乃以一忽之失，误于奸宄，大业未竟，抱恨以殁。悲夫，痛哉！”［24］
一个男人和十位夫人
袁世凯从小似乎特别受到女人的宠爱和青睐。袁世凯出生后生母刘氏奶水不足，刚巧叔父袁保庆的妻子牛氏生子夭折，而牛氏的奶水十分充足，所以袁世凯就由她哺乳，五岁时正式过继给袁保庆为子，得到了嗣母牛氏的溺爱。袁世凯既刁顽又聪敏，还能摆平牛氏与姨太太王氏之间的争风吃醋，所以无论是生母刘氏、嗣母牛氏或是庶母王氏、陈氏都喜爱他。袁世凯的继父袁保庆死于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其生父袁保中死于两年后），当时袁世凯十五岁正值少年，以后的生活都是与母亲们在一起。嗣母牛氏还生有两个女儿，就是袁世凯的两个姐姐，庶母王氏和陈氏共生了三个女儿，便成了袁世凯的三个妹妹，还有众多的女佣丫鬟，袁寨如同“袁楼”，袁世凯仿佛是在粉脂堆里成长起来的贾宝玉。但与红楼贾宝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出走的结局完全不同，袁世凯在诸多的母亲教育中吸取养分和做人的道理，“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袁世凯登雨花台所作七律《怀古》）。
几乎所有关于袁世凯的书都说袁世凯是一个大孝子。“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古人尽孝是“父母在，不远游”，而袁世凯大丈夫远游四方，把母亲接到身边侍奉嘘寒问暖就是孝。袁世凯在朝鲜任职期间，于1891年12月26日接到嗣母牛氏病死的消息，立即请开差缺，回家以尽孝道。而在1892年5月返朝鲜继续任职时，他把生母刘氏接到朝鲜一直奉养到1894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才派人将生母送回国内。1899年底，清朝廷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他又将生母接到济南奉养。两年后，生母病故，袁世凯很悲痛，请求朝廷开缺，准许回老家守一年之丧。袁世凯为了把母亲与父亲一起合葬在项城，由此导致了与兄长袁世敦的“嫡庶之争”，袁世凯从此不踏入项城老家一步。关于袁世凯如何孝顺其母亲，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有过一段描述：“先祖母刘太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