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两千总及兵两百余人前来投降。千总王一屏、金玉和、戴集宾、白奇策及守堡戴一位，亦因子女被俘，共带二十余人来降。另外一些守堡、把总亦降。努尔哈赤甚喜，以“明国向无叛逃他国之例”，他们的归顺，是因为“天意祐我”，“闻吾养人”而来，应予重奖，特赐阿布图人一百、牛马一百头、羊一百只、骆驼五头及大量布帛，并擢升副将。赐金玉和等六千总各人五十、牛马五十头、羊五十只、骆驼两头。赐戴一位等守堡、把总，各人四十、牛马四十头、羊四十只、骆驼一头。对这些官员的从人，亦照职位赐以妻、奴、牛、马、衣、谷等物。授金玉和甲喇额真，给予三等副将世职。
李永芳、佟养性等降金汉官，就这样以效忠新汗，奔走厮杀，立下功劳，封授爵职，进入了贵族行列，成为清朝异姓贵族的一个重要集团，后来演变发展成为汉军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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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号和汗称（1）
随着女真各部的逐渐统一，后金国也就应运而兴了。后金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明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定国政”，是这个国家的萌芽形态。万历二十一年（1593），击败九部联军统一建州女真，萌芽的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被尊为“英明汗”，标志着一个新兴的、强大的国家，正式屹立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随着这个国家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它的国号及其首领的尊称，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先后有着一些不同的称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叫女直国、建州国、女真国、诸申国和满洲国，天命四年（1619）才开始叫“后金国”，不久改号为金。
万历十五年（1587），附近的图伦、玛尔墩、界范、哲陈、萨尔浒、安图瓜尔佳、贝欢、瓮郭落、播一混、托漠河、鄂勒浑等屯寨部落，相继被努尔哈赤征服。努尔哈赤于虎拦哈达东南加哈河两界中的平岗，筑城三层，这就是有名的费阿拉城，是女真国——后金国第一个“都城”。《满洲实录》卷二汉文体，对这时的状况，描述说：“筑城三层，启建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同书满文体，记载得更准确一些：“筑三层城，建衙门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禁革作乱、窃盗、欺诈，立禁约法制。”
“定国政”，是建州女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举。尽管此时努尔哈赤只征服了十来个小部，还未统一建州女真，领地狭窄，人丁不多，仅仅是辖众数千的一部之长，与臣民亿万疆域辽阔的明朝相比，与兵强马壮人丁数万的哈达、叶赫、乌拉大部相比，十分弱小。但是，他却胸怀大略，高瞻远瞩，开始定辖区之政。这个“国政”，首先是禁止“作乱”，即禁止阿哈对家主作乱，不许诸申、阿哈对贝勒作乱，要他们安分守己，辛勤耕耘，不得滋生“杂念”，心怀不满。一句话，不许破坏现状，维持统治秩序。
清朝兴起史第三章后金国的建立和发展“国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禁“欺诈”，即要求阿哈忠于家主，不得作伪撒谎，不能冒犯主子威严，不许诸申怠慢贝勒，责令他们听从驱使，遵守命令，不能借口对抗，拖延不行。
“国政”的第三个内容，是严禁“窃盗”，这是女真历史上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来维护私有制，保护私有财产，使贝勒、大臣占有的阿哈、牲畜、财帛不被他人窃取，不准阿哈偷盗。努尔哈赤还制定了另外的法禁，兴建了“衙门”（amun），作为贝勒发布命令、管辖兵民体现国家权力的公堂。这一切，和过去氏族制末期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这次的“定国政”，标志着满族国家的开始产生，是国家的萌芽形态。
这时，还没有“国号”，因为努尔哈赤辖区太小了，他既难以启齿给它命名为什么国家；同时，他恐怕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个人的尊称却已经有了，即“僭称”“淑勒贝勒”。《满洲实录》满文体，从努尔哈赤出生之日起，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都称他为“淑勒贝勒”。淑勒，乃满文Sure的音译，意为“聪睿”，淑勒贝勒就是聪睿贝勒。
万历十六年（1588），苏完、栋鄂、雅尔古何和礼等三部长来投，又相继兼并了王甲、兆嘉，人丁上万，辖区扩大，努尔哈赤就想当当“王子”了。万历十七年（1589）七月，朝鲜平安道兵马节度使援引归顺的建州女真童海考等四十八人的报告说：
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胁制群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1530页。过了几年，大败九部联军，征服朱舍哩、纳殷二路，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辖地西抵明朝抚顺，南至鸭绿江，东达长白山，相当广阔，人丁成倍增长。这时就出现了最早的国号。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努尔哈赤上书明朝游击胡大受说：
游击宣谕莫与高丽为仇，我并无违法。……达担国、海西及建州，必直有好人歹人……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1530页。
这里，将建州与达担国、海西并列，显然意味着建州与海西一样，与达担国一样，也是一个国家。但建州左卫是明朝属卫，努尔哈赤是明帝封授的女直都督，他当然不敢对天朝明帝自称建州国，因而含糊其辞，只有在另外场合，才敢抬出这个国号。就在上书之前，努尔哈赤已在朝鲜人面前，自称国家了。八月，朝鲜通事河世国随明朝差官，进入建州辖区，努尔哈赤对河世国说：“两国别无仇怨……今后如前和好。”十一月初，其部将马臣等来到朝鲜，对满浦佥使柳濂说：“我王子计虑长远”，归还朝鲜人口，而朝鲜无友好之意，斩杀进入渭原采参的女真，“至今子丧其父，弟失其兄，妇哭其夫，号呼冤痛，惨不忍闻。我王子不堪目前悲苦之状，将起兵报仇”。
十二月底至第二年正月，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入使建州。努尔哈赤令马臣告诉申忠一说：“继自今两国如一国，两家如一家，永结欢好。”其族兄多之亦说：“我王子与你国将欲结为一家”，故归还人口。努尔哈赤还致书朝鲜说：
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禀，为夷情事。蒙你朝鲜国我女直国二国往来行走学好，我们二国无有动兵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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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号和汗称（2）
申忠一观看书中印迹，“篆之以建州左卫之印”。申忠一：《建州图录》。
这些事实表明，此时努尔哈赤对朝鲜已自称“王子”，自称是女直国或“女直国建州卫”，即包含了建州国、建州国主的含义，但毕竟还不十分明确。他还只能自称“王子”，不敢称“汗”，只能沿用明朝政府对女真的称呼——“女直”，不敢恢复祖俗，引用“女真”本名。他既称女直国，又不得不加上建州卫，不敢彻底摆脱明朝政府在称呼上的规定束缚。他既僭称女直国之主、王子，又只能钤盖明朝政府颁发的“建州左卫之印”，没有另行铸造建州国主的印玺，不敢以建州国王、建州国汗名义与朝鲜交涉。这都说明，努尔哈赤既有雄心大志，要称孤道寡，又很明智，很有节制，在势力不够强大的时候，暂且委曲一下，使尊称和国号与实力相应，不要过分狂妄。几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灭哈达，努尔哈赤自称“女真国龙虎将军。”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十一日，努尔哈赤致书朝鲜边将说：“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佟，为我二国所同计议事，说与满浦官镇节制使知道……”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建州国王”。王，即汗，朝鲜将努尔哈赤送来的“番书”、“胡书”，译成汉文时，对满文“汗”（han），译为王、国王或皇帝。这个“建州国”、“建州国王”的称号，延续了十四年之久，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建州军攻下明抚顺时，还是用的这个名号。茅瑞征的《东夷考略》载称，努尔哈赤下抚顺，“赍番书请和，自称建州国汗”。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亦载，“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海滨野史的《建州私志》，也说努尔哈赤“自称建州可汗”、“建州国汗”。朝鲜亦说此时的努尔哈赤，自称“建州王”、“建州主”。
尽管努尔哈赤很早对朝鲜就自称建州国王，在国内又“僭称”聪睿汗、聪睿恭敬汗，但明朝中央政府全然不知。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则朝鲜是属国，建州是属卫，皆为天朝明国属下，“人臣无私交”，朝鲜是不能和建州遣使往来互通书信的，违者将按律重惩。因此，朝鲜国王在政治上极力避免与建州正式联系，有所往来，皆暗中进行，不让明知，所以，努尔哈赤书信中的“僭称”，朝鲜不敢奏告。直到抚顺失守，明金正式交战，朝鲜才敢将建州的王号上奏于明。再则，努尔哈赤与明联系时，一直以建州左卫都督身份进行，自居臣仆，尊明帝为天，从来没有使用过建州国、建州国汗等类称号。另外，明朝君昏臣暗，文官爱财，武将怕死，他们忙于交结权贵，盘剥兵民，哪肯花时间花精力去侦察建州内情，一向让努尔哈赤牵着鼻子走（详后）。朝鲜不敢讲，建州不能讲，明朝糊涂，因而，努尔哈赤足足当了二十多年的女直国汗、聪睿恭敬汗、建州国汗、英明汗，昏聩的明朝政府却一无知晓。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已吞并了哈达、辉发和乌拉，重创叶赫，疆域扩展，延袤数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便加上了新的尊号。《满文老档·太祖》卷五载述此情说：
丙辰年，聪睿恭敬汗五十八岁，正月朔，甲申，国之诸贝勒、大臣、众人皆会曰：我等之国，无汗则忧苦甚多，皇天为使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