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辰年，聪睿恭敬汗五十八岁，正月朔，甲申，国之诸贝勒、大臣、众人皆会曰：我等之国，无汗则忧苦甚多，皇天为使我等之国得享安康，眷爱穷苦部众，而降生贤能善养之汗，应奉上尊号。
众议之后，八固山诸贝勒、大臣率众列成四方四隅，立于八处。八固山八大臣奉书出班跪于前，八固山诸贝勒、大臣率众跪于后，阿敦虾立于汗之右边，额尔德尼巴克什立于汗之左侧，各自前迎受八固山大臣跪奉之书，奉于汗前。置之棹上。额尔德尼巴克什立于汗之左前方曰：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呼此名后，下跪之诸贝勒、大臣、众人皆起。汗离座，出衙门，向天三叩首，叩毕，还座，八固山诸贝勒、大臣各依年岁向汗叩首。
这次“大典”，定下了两个问题，一是汗称，努尔哈赤被尊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简称“大英明汗”或“英明汗”，二是年号，定为“天命”，明万历四十四年，就是努尔哈赤辖区的天命元年。但是，关于“国号”，此次却无记述，直到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攻明抚顺时，仍自称为“诸申国英明汗”和“建州国汗”。老档记的“七大恨”，有两次提到“诸申”，第三恨为明人每年出边，“进入诸申之地侵夺”，第五恨为明不许居于柴河三路诸申收获庄稼。这两大恨，都只讲到“诸申之地”、“诸申”，没有提到后金二字。到了第二年三月萨尔浒之战以后，局面就变了。
天命四年（1619）四月，努尔哈赤遣使入朝，致送“胡书”与朝鲜国王，其书“称以天命二（四）年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枚数七宗恼恨”。国王传示备边司说：“奏文中后金汗宝，以后金皇帝陈奏，未知如何？”备边司回奏说：“胡书中印迹，令解篆人申汝棹及蒙学通事翻解，则篆样番字，俱是后金天命皇帝七个字。”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后金国汗”、“后金天命皇帝”，而且既有书信，自称“后金国汗”，又有汗宝“后金天命皇帝”之印。由此可见，天命四年三月，努尔哈赤才开始在对朝交涉中，第一次抬出了“后金国”的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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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号和汗称（3）
朝鲜立即将建州僭称向明朝报告，明人甚惊，纷记其事。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中写道：
朝鲜咨报，奴酋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词甚侮嫚。
茅瑞征的《东夷考略》载：
奴儿哈赤……传檄朝鲜，僭号后金国汗，黄衣称朕。……朝鲜方咨报，奴酋移书声吓，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
海滨野史的《建州私志》亦载：
建人建国号曰后金皇帝，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
以上都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命四年）明人根据朝鲜的报告，记下了努尔哈赤僭称后金国汗之事。稍晚一点，努尔哈赤攻下铁岭、开原，灭掉叶赫以后，遍发招降榜文，劝诱辽民归顺。明经略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六月（戊申）上奏说：
奴贼招降榜文一纸，内称后金国汗，自称曰朕，皆僭号也。大略贼自言为天所祐，中国为天所怪，谕各将率屯堡归降。
万历皇帝览奏，十分愤怒，“谕中外臣工曰：逆贼出榜招降，横肆诟侮，朕心深切愤恨”。
云板（天命八年）由上可知，努尔哈赤的招降榜文第一次对辽东兵民使用了“后金国汗”的称号，抬出了“后金国”，而且明臣上报此事，皇帝批复此事，可见这是千真万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后金国号的正式出现，是在天命四年（1619），是努尔哈赤自己提出来的，是满族的自称，而不是人们所说为与宋辽金时的金相区别，故史称后金。天命六年（1621）三月进驻辽沈以后，又改称为金，一直延续到天聪十年（1636）四月。
第二节 八旗制度（1）
一、 八旗制度出现的历史条件
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到天命四年（1619）后金国号的正式出现，三十余年里，征伐频繁，烽烟不息，大小数百战，女真——后金国便在这样的条件下，由早期单纯的军事组织发展起来了。对外用兵，对内镇压阿哈等劳动者的反抗，是这个国家的根本任务，因此，它的政权组织形式采取了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的建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女真散处辽宁、吉林、黑龙江各地，习俗不一，制度相异。有的部落依山沿江居住，捕鱼捉貂，采参捞珠，渔猎为生，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有的女真人，室居耕田，“饮食服用，皆如华人”，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如果没有统一的、正确的管理制度取代旧日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方式，就很难真正地统一起来。这个各有特色、复杂松散的混合体，便将是昙花一现，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哈达部名酋王台的失败，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证。
王台势力强大时，自称哈达汗，明封为龙虎将军，吞并了许多女真部落，辖区辽阔。明人张鼐在其《辽夷略》中说：王台“所辖东尽灰扒、兀喇等江夷，南尽清河、建州，北尽仰、逞二奴，几数千里”，拥有敕书七百道。《武皇帝实录》亦载：“叶赫、乌拉、辉发及满洲所属浑河部，尽皆服之，凡有词讼，悉听处分”。但是，由于王台没有建立起适当的管辖制度，兼之御下无方，“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反曲为直。上既贪婪，下亦效尤……民不堪命”，因此，“诸部尽叛，国势渐弱”。万历十年（1582），王台“竟以忧愤死”。
王台之亡的前车之鉴，巩固女真各部统一的迫切要求，是努尔哈赤利用、改造牛录制创立八旗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对待女真的总政策，及其对努尔哈赤的态度，对促进八旗制的确立，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政府对待女真，一向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在努尔哈赤兴起以后，更想依靠这个办法，来削弱建州势力，恢复明政府对全部女真的统治。这在杨道宾的奏疏中，反映得十分清楚。
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已经灭哈达，亡辉发，重创乌拉，军威大振。署礼部尚书杨道宾连上三道奏疏，详述明廷国策和努尔哈赤近况，提出对策。他说：
女直乃肃慎旧疆，亡金遗孽。自永乐初年野人女直来朝，其后海西、建州女直悉境归附，乃设奴儿干都司，统卫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八，而官其酋长，自都督以至镇抚。许其贡市，自开元以达京师。……其海西、建州，岁一遣人入贡，海西一千，建州五百。……然必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有二，各自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酋奴儿哈赤，既并毛怜等卫而取其印敕，又举海西南关一带卫所酋目，若布占吉，若猛骨孛罗等而有之，虽婚姻有所不恤。惟北关一带，若纳林孛罗与弟金台等，竭力死守，以苟延旦夕。又闻其饰名姝，捐重妆，以交欢北虏。夫国家本借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更闻奴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然详绎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五十三，杨道宾：《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建酋兼并属夷凭陵属国罪状已著乞速颁文告严饬武备以遏乱萌事》、《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事》；《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四十四。三道奏疏，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即明对女真的基本政策是“分而治之”，一定要使女真四分五裂，各自为主，互不相下，不能让他们统一起来，“不使归一”，以便以夷治夷，“犬牙相制”。因为，女真一联合，“兵满万人，则不可敌”，将成大祸。分，则互相间易起争端，争必乱，乱必弱，既乱又弱，必竞相争求明援，那时就不得不卵翼于明，听明驱使，为明帝效劳了。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所以必须坚持祖宗立法，立即制止努尔哈赤对各部女真的兼并，“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这样，才能除去祸根，保证边境安全，保证明朝安全。
面对天朝明国议论发兵捣巢分裂女真的紧迫形势，努尔哈赤如果不制定正确政策，巩固女真的统一，则所辖各部又将涣散，实力大损，定将被明兵诛剿，家破人亡，重蹈远祖董山、外祖王杲覆辙。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努尔哈赤利用旧的牛录制，改进发展，创立了八旗制度。
二、 由牛录到八旗
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牛录是满文niru的音译，意为射兽用的“大披箭”。很久以来，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女真）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厄真（厄真华言主也）。”这是以族寨为基础凑编而成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围猎用兵，则自由组合，兵猎完毕便解散。所谓的牛录额真，不是汗贝勒封授的统治士卒的专职官将，而是由参加兵猎的诸申推举的临时指挥者。这种各依族寨、自由凑编的临时性武装组织，既是当时女真部落分裂涣散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延续、助长了女真的分裂。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女真统一大业的进行，而且在客观上为明朝政府对待女真的根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