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努尔哈赤以“窃藏财帛”为名而休离其妻，根据是不充分的。堂堂一国的国母，至高无上的君汗的大福金，收藏的金银财帛多一点，有何不可？何况，老档只言其多，没有总的数字，唯一的一个数字是从阿济格阿哥家中查出帛三百匹。三百匹，并不算多，赐予总兵官巴笃理及其弟蒙噶图一两件衣物，不过是一点儿小小的礼物。至于赏赐村民财物，这是争取民心宣扬汗恩的好办法，对后金，对英明汗并无损害！可以肯定，大福金富察氏有权收藏财帛，有权赏赐臣将，也有权施恩于民，这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罪。唯一欠妥的是，大福金未将这些事向汗言明，触犯了夫君的威严。
总起来说，大福金富察氏没有大的罪过，她被休离，是一件冤案，而且可以说是一件经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案件，其目的是陷害大福金、大贝勒，争夺后金最高统治权。这从下述代善被废除太子之事，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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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太子”之废（1）
一、 军功累累的大贝勒
《清太宗实录》说，努尔哈赤“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没有立过嗣子，这在评述褚英的执政，已证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努尔哈赤不仅曾经委任褚英执政，指定为汗位继承人，而且在处死褚英后，又立了第二个嗣子，并明确称为“太子”。这个太子，不是《清太宗实录》宣扬的“（太祖）圣心默注，爱护独深”的皇太极，而是褚英同母所生之弟代善。努尔哈赤做出这样的安排，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
代善是努尔哈赤第二子，亲母为第一个大福金佟佳氏。褚英死了以后，论嫡庶，代善是中原所谓正宫皇后之子，叙长幼，他是现存十五个皇子中最为年长之人，就此而言，立为太子，也是够格的。同样重要的是，直至被废去“太子”之前，代善是皇子之中军功最为卓著之人，也是权势最大的贝勒。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代善随叔舒尔哈齐贝勒、兄褚英贝勒，偕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率兵三千，往接蜚优城归顺女真，回返时，乌拉布占泰贝勒遣兵一万，突然冲出，拦路劫杀。敌兵三倍于己，早有准备，以逸待劳。己军远道跋涉，仓促应战，实力悬殊，军心不稳，在这关键时刻，褚英、代善策马愤怒说：
吾父素善征讨，今虽在家，吾二人领兵到此，尔众毋得愁惧。布占太曾被我国擒捉，铁锁系颈，免死而主其国，年时未久，布占太犹然是身，其性命从吾手中释出，岂天释之耶？尔勿以此兵为多，天助我国之威，吾父英名夙著，此战必胜。《武皇帝实录》卷二。
话并不多，然而相当精彩，十分中肯。此时建州军队，面对强敌，最需要的是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尤其是必败敌军的信心。褚英、代善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着重从两个方面来讲。其一，反复宣扬汗父为天所祐，百战百胜，威名远扬，敌军闻之无不丧胆，因此尽管敌兵众多，亦不足惧，“此战必胜”。其二，大讲布占太战败被擒，送彼回国为主的历史，丑化、贬低其人。这一点，很有说服力。从征兵将，很多人参加过十四年前的古勒山之战。当年，布斋、布占太率领叶赫、乌拉九部联军三万，直奔费阿拉，杀声震天，欲图一举消灭新兴的建州。努尔哈赤虽然将寡兵少，却勇猛冲杀，大败敌军，生擒布占泰。《武皇帝实录》对此事的叙述颇为生动，它写道： 擒获之人跪见淑勒贝勒努尔哈赤说：“我得此人，欲杀之，彼自呼毋杀，许与赎资，因此缚来。”太祖问曰：“尔何人也。”其人叩首答曰：“我畏杀，未敢明言，我乃兀喇国满太之弟布占太，今被擒，生死只在贝勒。”这段记载，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布占泰贪生怕死摇尾乞怜的丑陋形象。布占泰留居四年后，努尔哈赤遣图尔坤黄占、博尔昆费扬占两大臣带兵护送回国，使为乌拉国主，“布占泰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犹父子”，以妹嫁与舒尔哈齐贝勒。褚英、代善把这段往事翻出来，对布占泰嘲讽讥笑，随行兵将当然会引起共鸣，自然就不畏惧这个铁锁系身乞求活命的刀下败将，信心倍增，勇气十足。他们齐声叫喊说：“吾等愿效死力！”遂奋勇渡河。褚英、代善领军“登山而战，直冲入营”，大破乌拉兵。努尔哈赤因代善“奋勇克敌”，斩杀敌军统兵贝勒博克多，赐予“古英巴图鲁”美号。古英，乃满文Guyeng的音译，意为“刀把顶上镶钉的帽子铁”，巴图鲁为英勇，是勇士的美称，既英勇，又硬如钢铁，更是勇士之最。这个尊号，有清一代，仅为代善所独有，可见努尔哈赤对代善的英勇给予了高度的嘉奖。
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统兵三万，进攻乌拉，连取三城，布占泰领军三万迎击。诸贝勒、大臣欲战，努尔哈赤说： 乌拉是与己“同等的大国”，是棵巨大的树，对这样大的树，只能一点一点地砍伐，不能一下折断，这样的大国不能一下灭亡，应先取各城寨，以后再攻其首部。此话固然有理，可是，时不我待，上一年进攻乌拉时，就因为努尔哈赤讲了同样的话，俘获不多，即行回兵，这次再中途而止，士气很难振奋，将会大大延缓统一女真各部的进程。努尔哈赤一向是言出令行之人，一经作出重大决定，很难更改，说不定还要惩办违令者，可是，不讲，不进攻，贻误了战机，今后更难了。在这紧要关头，代善冒险，率群将力争，终于说服了汗父，下令冲杀，顷刻之间，击溃敌兵，杀一万人，获甲七千副，灭了几代相传的强国乌拉。代善为后金国的建立，又立下一大功。
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进攻抚顺。十四日下雨，欲回兵。代善谏阻说：
我与明和久矣，因其不道，故兴师。今既临境，若遽旋，将与明复修好乎，抑相仇怨乎？兴兵之名，安能隐之。天虽雨，吾军士皆有制衣，弓矢亦有备雨具，何虑沾湿。且天降此雨，以懈明边将心，使吾进兵，出其不意耳！是雨利我不利彼也。《清史列传》卷一，《代善传》。
代善的谏言，讲了三个重要问题。
其一，是与明和好，还是对抗为敌，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代善所说的“和好”，不是说平等的两国互利互助友好往来，也不是说中央与边疆正常的经济交流宽厚相待，而是讲建州女真为明臣仆受人欺凌的封建隶属关系。如果因雨回兵，与明“和好”，那么，努尔哈赤就要放弃“养育列国英明汗”的尊号，照旧充当目为夷酋的建州卫都督，就必须按时朝贡，遵守国法，以辽东巡抚为父，听任边将勒索压迫，也就必须把已经兼并的女真部落吐出来，使其各自为主，取消已经建立的强大的后金国，三十五载奋斗的丰硕成果，全部付之东流。这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长期南征北伐血染战袍的八旗贵族官将不能忍受的。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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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太子”之废（2）
其二，军机泄漏，后患无穷。代善说，“兴兵之名，安能隐之”，这是不可忽视的要事。几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抚顺，这是难以掩盖的。兵贵神速，尤以出其不意为上，走漏风声，敌军知觉，严加防备，就很难击败对方攻克城堡了。努尔哈赤深知此事的重要，早在两个月以前，努尔哈赤和诸贝勒大臣已经议定征明雪恨，要砍伐树木制作梯子，又怕明方发觉，遂通告众人说：“诸贝勒伐树，修建马厩”，派七百人砍树。过些时候，唯恐明通事来此，看见做梯子的木材，下令将它做成拴马的栅栏。做梯子，都怕人发觉，这几万大军的行进，明朝能不知晓？它一获悉建州反叛，必然要调兵遣将，赶运兵器粮食，加强防守，那时再来进攻，困难就大了。
其三，有备无患，乘雨突袭，变不利为有利。代善指出，天虽下雨，兵士有“制衣”，弓箭有备雨用具，可以照样前进。当然，道路泥泞，行走不便，但是，正因为这样，敌军可能松懈，哪有冒雨远道跋涉进攻城寨的？因此，利用下雨之机，突然偷袭，犹如自天而降，敌方必然措手不及，全军覆没，所以，“此雨有利于我，不利于彼”。
代善的这段话，虽然不长，但从政治决策到战略战术，以及思考方法，都讲得很清楚，必须前进，不能中止，战必胜，攻必克，抓住了关键，根据充足，论证清晰，有辩证法，说服力很强。因此，努尔哈赤“善其言”，撤销了退兵的决定，下令前进，攻取了抚顺等城堡五百余，获人畜三十万，取得了征讨明朝的第一个大胜利。在这关系到后金发展的重要关头，代善再建奇勋。
在第二年震惊全国的萨尔浒之役中，代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天命四年（1619）三月初一，明军十万余（包括朝鲜兵），兵分四路，直扑赫图阿拉，欲一举踏平建州，消灭努尔哈赤家族。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年过花甲，虽然久经鏖战，经验丰富，善于用兵，但毕竟年岁不饶人，百发百中力敌万夫之勇，已成往事，只能发号施令，作出战略决策，具体的领兵冲杀，主要由代善负责了。第一仗是先打明朝西路军杜松部。三月初一，代善率领诸贝勒大臣统兵先行，定下作战计划，报努尔哈赤批准后，即挥军冲击，尽杀明兵。第二日，代善又统兵大败明北路军马林部。明东路军主将刘铤，勇猛善战，进军迅速，努尔哈赤留家驻守，代善挥军击溃了敌兵，斩杀刘铤，明南路军李如栢部闻风遁回，后金大获全胜。在这场关系到后金兴衰，爱新觉罗家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中，代善又建殊勋。
正因为代善是中宫之子，诸弟之兄，军功累累，佐父治国，因此倍蒙汗父重用，位居四大贝勒之首，拥有正红、镶红二旗，亲侄杜度主管镶白旗，长子岳托、次子硕托亦�